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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从事的。其实，新疆陶峙岳早就暗中在做打算了，风传他身边的要人中就有共产党。”

新疆迪化。陶峙岳的书房内，仍是灯火通明。

陶峙岳正伏案处理公文。女译电员送来一份蒋介石的密电。他闻声机械地一动，身体在椅子上弹了一下，本想站起来，见室内并无其他人员，便又坐好，将手中捏的文件放回桌上，用命令的口吻说：

“念吧！”

女译电员立正后，双手捧起电文，读道：

“……胡（宗南）、马（步芳、鸿逵）南北夹击咸阳，新疆警总至少应以一个军之兵力，向陕、甘一线推动，作战役策应……”

陶峙岳听完后，未置可否地“嗯”了一下，伸出一只手接过电文，朝女译电员挥了挥手，示意退下。

他翻开文件夹，目光扫视着电文，凝神许久，生气地将电文夹甩在桌上，一份文件随即飘落下来。

他站起来，开始踱步。脚下的拖鞋，反反复复地踩踏在那份国民党的文件上，不时发出呻吟般的微响。

陕南汉中。胡宗南在临时指挥部里，焦急慌乱地踱着步。此刻，他活像一只受伤的猛兽在铁笼子里企冀挣脱困境一样，骄躁而凶狂。他不时地用手揪着头发，或是捂住面孔，一副痛苦忧伤的绝望神态。

赵龙文手里捏着蒋介石发来的密电，丧魂落魄地站在一旁，仿佛一节戳在那里的木桩。

胡宗南突然停住踱步，一对血红的眼睛瞪得吓人，满腹牢骚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破口而出。

“我与共军血战两年多，损兵折将，丢城失地，如今被逼到这陕南险山恶水中，活像个叫化子！”

胡宗南觉得挺委屈，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要找机会吐出来。他的部队自1947年3月中旬侵入延安空城，至1948年狼狈撤回关中，短短的一年时间，被解放军歼灭门个旅，损兵10多万，然而，与他交战的解放军，仅彭德怀的两万余人。

到了1949年春，胡宗南为了暂保西安的安全，又将部队从渭河北岸地区，退到任河南岸布防，并在三原配备前进阵地。5月，解放军发动攻势，突破胡宗南部队的阵线，西安宣告解放，胡宗南终于被赶出老巢。

西安解放后，解放军继续追击，扩大战果。渭河以南，秦岭以北，潼关以西，虢县以东，陕中广大地区很快解放。西北的战局，也随之起了根本的变化。

胡宗南的部队，被迫退踞凤翔、宝鸡以及渭河南面的五丈原一带。这里自古是兵险之区，胡宗南龟结此地，企图凭借有利地形，保存实力，争取喘息时间，整训部队；并策划建立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再作最后挣扎。他当时的作战方针是：“第一线部队保持机动，避免决战，采取逐次抵抗手段，争取时间，消耗敌人，待机转移攻势。”

这种美妙的梦想，曾在胡宗南的心腹亲信中引起了一阵共鸣。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就对第65军军长李振（后兼第18兵团司令）夸夸其谈道：

“我军主动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决策。秦岭山峦重叠，坡陡无路，到处可以据险扼守，居高临下，俯视秦岭以北广阔平原，使敌人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我军眼前，寸步难行。我军则进可攻，退可守，利用这一天险，整训部队，养精蓄锐。如敌人胆敢继续西进，深入腹地，我们伺机而出，腰击敌军，一举可以收复关中地区。以秦岭为屏障，可以称之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入冬封冻后，敌人要是妄想攀登，冒险偷袭，我军不用开枪射击，只用木棒石头，便可击溃。我军守住秦岭，陕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无忧。”

正是怀着这么一种侥幸心态，胡宗南便带着他的看家本钱——陈鞠旅的第1军

（原为整编第1师，此时已恢复为军）退踞汉中。只留其“绥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

司令裴昌会在宝鸡坐镇指挥，执行所谓持久抵抗的任务。

裴昌会的第5兵团，亦称陇南兵团，指挥的部队有李振的第65军，李振西的第38军，黄祖埙的第引军，周嘉彬的第120军。王治岐的第119军是由甘肃省保安团队临时拼凑起来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在反攻咸阳军事行动实施过程中，将该军归入陇南兵团序列。

胡宗南的部队退集到这一天险地带之后，虽然有险地可踞，但却因此而望天叫苦。因为在他们“俯视”之下的秦川产粮区，已经回到人民的手中，胡宗南的军队只能猬集于山区，粮食补给日见困难。再加上蒋介石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