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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密切相关，20～30年代上海职业构成的复杂化和专门化源自于经济结构的新变化，第二产业发达，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强化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的功能，由此带动社会管理层及企业管理层、办事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职业阶层的增多，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转变中在劳动类型方面表现出的重要特征。其产生与发展既是现代化的社会后果，又成为现代化的加速器。忻平，同前引书，第86～88页。　因此，从职业结构来看，尽管新中产阶层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都源自于上海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变化的潮流和趋向。其中商业从业人员是第三产业中人数最多的主项，以“四大公司”为主干的现代商业成为上海商业的基本方向，带动着全市各类商业不断加深现代化程度。1935年作为社会生活管理层的“党、政、军”及其政府相关企业中的半脑力劳动的“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已达到了3％以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艺术等非物质性部类的职业人口数量已大为增加，如果加上“学界”和工商业中的白领管理人员，已接近或大于5％。同上引书，第87～88页。　职业结构重心的变化一方面扩展了职业范围，打破了单一的职业结构，另一方面导致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劳动力的垂直流动及横向流动，优化了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配置。由于职业的获得主要依靠自致因素，而非代际传递，因此职业人口中的现代性成分大大增强。正如英格尔斯所言：“在发展中国家，更加现代的机构越多，这些机构分布越广泛，它们的人民中就有更多的人具有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特征。”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434页。只是新兴职业的发展尚未取代大量传统的职业，正处于新旧杂陈的嬗变阶段，从而具有典型的社会转型期特征。

中产阶层的职业地位源自职业结构的变化，它取决于社会分工之下市场的需求状况、职业的社会功能及职业本身的知识技术含量，并通过收入或报酬的量化指标显示出地位的高下之别。戴维斯认为，与职位相联系的报酬大小的决定因素是：（1）对社会的功能重要性；（2）合格人员的相对稀缺。那些极其重要的和苦于缺乏合格人员的职位可以获得最高的报酬。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3页。　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中产阶层的职业地位与经济地位相关度甚高，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状况，由于中产阶层人数不少，职业和收入往往让一般人所羡慕，使得这一群体的发展趋向以及价值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大于任何其他阶层。

随着上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加快，新兴职业对合格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职员就业在总体上供不应求，法律顾问、律师、会计师、经理、总办、秘书（尤其是英文秘书）、译员、工程师、医师、药剂师等职业颇受青睐。对新式职业的职员（女职员除外）来说，一般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对能较早获得较高学历的青年，一般不难得到优厚的收入。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5页。1921年邹韬奋自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月薪120元。三联书店编《韬奋：韬奋画传·经历·患难余生记》，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147页。　同年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时，月薪已升至百元。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72页。随着上海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薪水也在增加。1927年市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元，校长最高可达100元。中学教师月薪平均43�3元，校长最高可达180元。《上海市教育统计——民国十八年度》，第52、93页。转引自李彦荣《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南京：《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第63页。复旦大学各科主任月薪100元，一般职员40～60元。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页。20～30年代因上海经济发展对律师的巨大需求，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28～1930年律师报酬的公费数额（指委托人按法律规定支付律师的报酬）上海为全国最高，刑事案件的第一、二审所收公费之最高额为800元，民事案件达到1500元。王申：《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第72页。30年代，史良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办理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