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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脸上掩饰不住地吃惊，并且凑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场，我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主场优势”。监考老师对我特别客气，特别勤快地给我递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马上明白，她们看了我的语文卷子，我肯定做得不错，她们把我当个大人才保护呢！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气：老师见了好学生，甘心情愿地服务，从来不想什么回报。

我借着这种“主场优势”舒服地考完，不久分数下来：408分。那年是先考试后填志愿，我开始还不知道这分是高是低，后来听说连一七一中也没有一个文科四百的，老师都说我高得不得了，一定要报北大。我心里没底，妈妈马上陪我到北京市招生办去问我的成绩到底在什么位置。记得那天屋子里很多人，都问的是大同小异的问题。主管人员很耐心对我说：“看看，成千上万的考生，怎么可能知道你排第几？就是大概的情况也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他见我们黏着不走，干脆就问：“你说你考了多少分吧。”“408。”此言一出，那人马上一惊，全屋子人的目光顿时集中在我的身上。“我马上查一下。”他态度变了，翻了一下档案，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北京市今年文科过400的只有15位。你想报考哪个学校大概都没有问题。”我和妈妈一下子都傻了。范进中举呀！那办事人员似乎还不过瘾，把我每门成绩都问了一遍。我报一个分周围人就叫一次好。

这下子我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全变了。妈妈逢人便说我考了408，最后惹得我抗议，说她太爱炫耀。平时走到家门口的街上，也经常感到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这孩子四百多分呀！”家里自然也宾客盈门。大家都来给我出主意，帮我选专业。比如有人让我学经济。我一听就觉得俗不可耐，坚决不干。竟还有人让我上外贸学院。我视为奇耻大辱：我差不多也是个“文曲星”了，怎么能做生意呢？！有人让我学法律，我马上反驳：“中国的法律连打离婚也管不了，一切领导说了算。法官不过是个秘书。”其实我谁的话也不可能听。我上大学就是追寻自己的灵魂的。我就要上北大中文系。那时我仗着分数高，光宗耀祖，在家里从弱势变成强势，谁也奈何我不得。最后，我接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哥哥特别嘱咐我：“这段日子小心些，别出交通事故。”这一语道破了我的心理：我即使拿着录取通知，也不能相信自己会进北大，总怕去报到的路上先被车撞死。

其实，文学并不是我的灵魂所在。我之所以选文学，不过是青春病。那年月很保守，中学里男女授受不亲。可十六七岁的孩子，正被青春期烧得彻夜难眠。况且刚刚开放，能看《家》、《春》、《秋》等小说。那里的那种缠绵，占据了整个的心灵。唯一可发泄的地方，大概就是文学了。后来我开玩笑：上中文系读文学专业纯属性压抑下的选择，实在是个人生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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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

我春风得意地进了北大中文系，心里满得不能再满了。那时还没有商品化的冲击，选专业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物理系，文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中文系。再看看系里，77级有陈建功等已经成名的作家，我们班有王友琴这样的高考状元。那时新文学初起，什么朦胧诗、伤痕文学等风起云涌；校园里各种诗社、文学社团也好不热闹。中文系本身就是个明星。一个小破中学里的“小屁孩儿”突然跳到北大中文系，自然有些飘飘然了。

不过，我生命的冲动却出现了变化。当然，我还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奋中，还是把文学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过，高中时，我受刚刚开放的社会风气的熏染，开始关心更广泛的问题，几乎每周都往西单跑，对政治突然有了兴趣。

我在政治上，本是个典型的“傻二”。举个例子吧。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周围的人失声痛哭。我哭不出来。其实哭不出来也就完了。但我还生怕自己阶级觉悟或阶级感情跟不上人家，顿然产生一种道德自卑感，觉得自己人格低别人一头，否则怎么别人哭得那么伤心自己则没有眼泪？可叹的是挤眼泪的本事也没有。当时各种悼念活动不断，要在班上念稿子，化悲痛为力量等。但你总得先有悲痛呀！没有还不是说明自己品德太差？心里自卑，到了这些场合就要掩饰。我还记得一次在班里念悼念周恩来的稿子，我尽了最大努力做出悲恸欲绝状，但终于眼泪还是下不来，结果急中生智，马上装出在眼泪如雨的关头一下子控制住、化悲痛为力量了。至于效果如何，自己不知道，也不敢问在场的同学。总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