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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离绝地逢生，终于同死神擦肩而过。

到了夕阳西下时，大家总算稍稍松了一口气。陈离因为伤重，无法行动，又不知道现在何地，如何可以走出去，而鬼子随时都可能在这里出现，于是吩咐士兵各自逃走。可是没有一个士兵愿走，个个都表示要死同师长一起死，要走同师长一道走，遇到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幸在天黑之后，恰好有两个老乡经过此地，见是我受伤的川军，立即引路绕道向南，走了一条安全小道，沿途没有遇到一个鬼子。

后又找到一辆手推车，继而又寻来一副担架。

这样，陈离被平安地抬到临城，后转送汉口治疗。

而被22集团军寄予厚望的援军现在在哪里呢？

早在3月14日，第20军团85军军长王仲廉就得到了军团长汤恩伯转颁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因滕县告急，限令该军务于3月17日在滕县以南的临城集中完毕。

可是汤军在3月14日并未行动，只派出了一支先头部队，打前站。直到3月15日上午八时，王仲廉得到汤恩伯电令：该军着即由归德（商丘）乘车至临城集中，相机策应22集团军作战。

在汤恩伯的这道命令时，王仲廉军“着即由归德（商丘）乘车”的时间已经由14日推后至15日。同李宗仁的要求相比，时间晚了一天。这一天何其保贵！

如果汤军抓住了这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在日军的迂回部队包围滕县以前赶到。更有甚者，汤思伯的这道命令己变为“相机策应”。

“策应”本身就不是一种积极的恣态，再加上“相机”，也就是说，可以策应，也可以不策应，甚至也可作壁上观！

但李宗仁的命令不是这样，他坚持要汤恩伯军迅速北上，在日军的迂回部队包围滕县以前赶到。他在3月15日上午9时电令汤恩伯，要他的王仲廉军的第4师以先头之一部开往滕县附近。

军情火急，兵贵神速，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可是王仲廉在15日上午11时接到汤恩伯的第三次电令，也即是李宗仁上午9时的那道命令后，他的89师部队才慢腾腾地在15日夜晚从商丘乘车向临城输送。

这时，日军的迂回部队早出现在滕县南面的南沙河一带，对滕县形成包围。

而且，日本人并不以囊括滕县为满足，他们的胃口要大得多。他的先头正向南直奔滕县南二十公里的官桥镇。宫桥是滕县平原南面的一个战略要地，是南下临城的瓶颈，占领了官桥，便封锁了临城向北的出口和东去枣庄、台儿庄的咽喉。

增援滕县之策先输一着。

当晚，汤恩伯到达徐州，电召在商丘的王伸廉到徐州面晤。

王仲廉是一位抗战名将，他的家乡就在徐州附近的萧县。他一生中部感激汤恩伯对他的知遇，在他的回忆录中时时都称汤恩伯为“汤公”，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此时，正当张宣武从白沙河前线赶回县城受命担任城防司令一职时，从商丘受召而来的王仲廉同汤恩伯一道正在汤下榻的中国银行楼上共进晚餐。汤恩伯似乎胸有成竹，一切都在不慌不忙中进行，与滕县城内的临战紧张场面判若天地之间。

汤恩伯驱车来徐州时，途经王仲廉的家乡，他为此拉开了家常：“本日道经贵萧县之王寨，离府上只有数里，向村民问及府上状况，据云只有茅屋数间，薄田数十亩。你为何未置一点家产呢？”

对汤恩伯的关切，王伸廉笑了笑。

“足以证明你真正是为革命而不顾家的人。”

在这样的气氛中，王仲廉从汤恩伯那里知道的前线的战况是：

正面之敌万余人，其主力围攻滕县，另一部迂回至滕县东南之南沙河附近，与第四师先头部队接触中。22集团军尚有残部四五营困守县城，但城外各阵地都被敌突破。敌沿铁路南下之三、四千人，先头达滕县城南之南沙河，并向临城急进。另有敌主力五、六千人似在滕县城东桑村附近，有窥枣庄、以侧击汤部的企图。

于是，汤恩伯根据这样的情况决定：因为89师尚未集中完毕，我军所期望在滕、邹间与敌决战的计划，必须变更，以求在临城附近与敌决战。王仲廉则令该师的先头部队占领官桥，扼守铁路正面，掩护主力集中。

这就是说，汤恩伯已经自作主张不再执行对滕县增援的命令。

22集团军就这样被出卖了！时间是在3月15日夜，而这一切，孙震被蒙在鼓里，滕县浴血奋战的守军更是被蒙在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