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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晴：《高雅艺术不求普及》，上海：《外滩画报》2003年9月，转引自//�bundpic�/pap/20030904。当下中国中产对所谓高雅艺术的消费，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标签，注重的是其符号层面的意义。40多岁的B9在谈到自己的文化欣赏活动时说，自己看演出的标准是：一根据作品的名气，二看它是否在小时候有过深刻的印象。基于这两点，“像每年维也纳的新春音乐会都是必看的”，俄罗斯普希金芭蕾舞团在北京上演《天鹅湖》时，尽管“看不懂”，但是也去看了，而且“看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传统艺术的欣赏主要是因为“小时候有过深刻的印象”，如一些民歌、器乐曲，《一条大河》等等，其他还有“中国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也还是不错的。”　他们排斥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歌曲演唱会，即使是“送我的票，我都不大愿意去看。”对多数中产人士来说，观看艺术演出总是一场风雅之事，虽然昂贵的票价使他们很是“心疼”，但仍然要买上几张，N3坦言：“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央芭蕾舞团到南京来演出。有些朋友，我知道他们感兴趣，不管是不是附庸风雅，这个不好说，反正也有些人真是赶上这个年代了，50多岁的人，也怀怀旧嘛。中央芭蕾舞团演《红色娘子军》，票都很贵的，四百多块钱一张票，也蛮心疼的。”　很明显，这些票是送给“朋友”看的，自己只能通过别人送来的几张票，“那些票么都是耳朵票了。不管了，就先混进去再说了。”这种感觉“也蛮好”。可以看出，目前人们仍习惯于对所谓高雅艺术演出的免费观赏，即使自己购票往往也是为了送人，“送”票、“发”票　、“赠”票是人们这类消费支出的最常见形式。尽管如此，这些文化欣赏活动在国人文化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接受我们访谈的一位大学教授S7说，上海的文化生活虽然很丰富，但自己参与的并不太多，对许多文艺演出与展览，多数是通过电视等宣传媒介而有所了解。他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国人目前文化生活状况的一种客观状态。

中产品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对符号的消费成为刚刚脱贫的中产者展示自身财富与品味的所爱，尽管阶级品味会通过符号的消费表达出来，但我们还不能说正在成型中的中国中产阶层现在有了自己的阶层品味。这有其客观原因：除了北京、上海等城市以外，其他城市艺术展览、音乐会等活动举办得比较稀少，人们还没有养成欣赏的习惯。文化的存在现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点缀，传达的是一种精致与优雅，其中暗含着的是主体的怡然自得。

我们知道，个人的文化水平与受教育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产群体更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个人的受教育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其在社会上所获得的财富、地位与品味等。可是，正如英国一句老话所说：“一夜之间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但是要培养一个贵族却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在现阶段的中国，新兴的中产者们没有来自上一代的资本——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或者社会的——可供继承，他们的前辈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本，他们正处于第一代的奋斗之中。尽管他们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有别于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老板们，但是，他们同样“还来不及知道怎么做富人”，网上有报道说北京某高档小区里，能住进去的人“起码是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高级白领、私企老板、留学归国人员、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等等，还有很多中国演艺界响当当的腕级人物。然而，这样一个富人、名人居住地，所谓的高档社区里的生活却高尚不起来。”　原因即在于“现在的社会给了很多人一夜暴富的机会，从大杂院一下子进入高级别墅，很多人还来不及知道怎么做富人，他们的精神还停留在筒子楼、大杂院里。”《中国人富得太快了　来不及知道怎么做富人》，同前引文。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言，挣钱、消费，已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普遍的生活追求。在这一点上，所有阶层皆然，没有例外。布迪厄曾从个体对必需品的需求来作为衡量不同阶层的一个尺度。他认为，对那些有着早期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匮乏经历的人来说，在生存条件得到改善、自身地位得到提高的情况下，毋庸置疑，他们优先注重的只能是对经济资本的占有，文化品味的培养还没有进入他们考虑的范畴。Bourdieu，op�cit�，pp�374～380�网上的那篇报道还举例说明了这些“富翁”们的某些行为方式：“开着大奔、背着高尔夫球杆的，突然往路上吐了一口痰；开着车突然从车窗里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