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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父亲是普通的伐木工人，每月就二十几块钱的工资，回来还要向生产队“投资”。生产队对粮食的分配也是很不公平的，家里不强的半边户常常是被欺负的对象。看到辛劳一年就分来那么一点点口粮，母亲总是黯然神伤又无可奈何。母亲只有更加努力地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来获得稍微多一点的报酬。

因为父亲不在家，哥哥和二姐还小，母亲一生下我就得下地劳动，加上产前产后都没有一口饱饭吃，更没钱买鸡来补补身子，家里蒸的一坛准备坐月子喝的糯米酒，又被好客的母亲用来招待在我们那里蹲点的干部了，所以，原本体弱的母亲自此落下了一身的病痛。幼小的我，几乎就是在母亲病痛的呻吟中长大的。

母亲是个左撇子，在家或者下地干活都是用左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靠一只左手吃饭的。然而，1976年那个黑色的夏天，靠左手吃饭的母亲，却不幸把左手摔断了。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使举国上下都处于一片对地震的惊恐之中，我所在的新化县也不例外。夏天的夜晚，先是公社喊广播，然后是生产队队长吹着哨子挨家挨户喊，我们这里也很可能发生地震，要大家千万不要睡着了，最好就在坪里乘凉，发生地震的时候安全些。幼小的我，开始不知道地震为何物，当我明白了地震就是大地猛地一抖，裂出一条缝来，像狮子大张口一样把人、房屋和牲畜统统吞下去之后，我就吓得再也不敢睡觉了。可是，广播喊了很多遍，哨子吹了很多遍，恐怖的地震却没有降临我们县我们公社我们小小的村庄。于是，大人们都开始放松警惕了，晚上虽然照例要到坪里坐一会儿，摇着蒲扇乘乘凉，论论国家大事，谈谈家常小事，但到了九点十点，大家就陆续回家睡觉去了，淌着月光的坪里，渐渐归于寂静。我却仍然害怕得很，对地震的那种莫名的本能的恐惧，让我总是担心夜晚的来临。而夜晚终究是挡也挡不住的，太阳一落，它就准时来到。那是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天气热得出奇。母亲说带我上楼去睡，说楼上通风些，凉快些。我哭着闹着，坚决不同意。我的歪理是，发生地震的时候，睡楼下逃出来快一些，逃到了坪里，就不会被倒塌的房子压住。历来把我当做心肝宝贝的母亲马上就依了我的，终于放心了的我，在母亲蒲扇送过来的风里甜甜地睡着了。半夜，我从一阵噩梦中惊醒，醒来，习惯性地用手摸摸身边，空空的，母亲每晚垫在我头下的温软的手不见了。原来，母亲因为热得实在受不了，把我哄着睡熟之后，就一个人到楼上睡觉去了。哥哥在那一头睡得很香，我的眼前一片深渊般的黑暗黑暗黑暗，我满脑子都是对地震的恐惧恐惧恐惧。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警醒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声，翻身从楼板上（楼上没有床）爬起来，找一盒放在枕边的火柴，没有找着，就急急忙忙往楼梯口摸，却不料一手摸空，从楼梯口重重地摔了下来。滚下楼梯之后是左手着地，被摔断的左手，鲜血直流。住在附近的俊叔等闻讯赶来，帮母亲把手匆匆包扎一下，就用竹靠椅心急火燎地把痛得直晕过去的母亲抬往七八里外的区医院。母亲的伤势很重，骨头粉碎，血管断裂太多，难以缝合，医生建议把左手锯掉。母亲坚决不同意：“医生，求求你，这只手不能锯，我是靠这只手吃饭的，锯掉了，我一家大小怎么活啊！”在母亲的央求下，母亲的左手被保留了下来，但一连几年，这只手都使不了重力气，而且每到刮风下雨或变天的时候，她的手就又痒又痛。令我敬佩的是，母亲硬是咬着牙，用这只“断手”把我们那贫苦不堪摇摇欲坠的家支撑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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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节：放下狭隘：心宽，天地就宽（72）

那年月，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自己喂的猪不能自己杀，要送给食品站，叫做“送生猪”，辛辛苦苦喂大一头猪，到头来自己血汤都喝不到一口。只有那些当干部的或有关系走后门的，才能隔三差五开点荤，打个牙祭。常年吃黑糊糊的薯米饭、难得闻到一次肉香的我们，最盼望的无疑是吃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和诱人的辣椒炒肉了。当然，猪的“内货”（内脏）如猪肝等，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因为肉食供应困难，肉票总是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发几张的。于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常常是刚过完年就又盼望过年。“大人盼插田，细人盼过年”，到了过年的时候，既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常常是蓝咔叽或灯心绒的新衣服），还能放几挂一百响或者两百响的浏阳鞭炮，那才叫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

生产队解散的前两年，队里还是经常出工，碰到干一些重体力活的时候，公家就会打一次牙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