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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承认自己没有睡多少时间。几年以后，他作出了远比这一次艰巨和危险的决定而没有失眠。不过这一次在许多方面都成为这位三十六岁参议员的一个转折点。他没有义务为航道投票，从而危及他的政治根据地。没有人要求他为任何一方发言。假定他不声不响投一次反对票，也没有人会注意。但是他决心代表国家利益。他对他的选民们说，他们的地区性观念只会使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继续忽视他们。最初，他仍然踌躇不决。随后，他把头一摆——我经常看到他这样一摆，意思是说，“嘿，这是我好歹必须做的事”——走到参议院讲坛上，发表了这篇演说。

他引证他的州历来反对此事的传统，并宣称，“我不能接受对一个美国参议员职责的那种狭隘的看法。”我自豪地站在大厅的后边，人们立即围着我，向我索取演说稿。这篇演说被认为是参议员一生事业以及关于航道问题辩论的一个转折点。航道法案终于成了法律。波士顿《邮报，指控肯尼迪“使新英格兰遭到毁灭”。1958年，他的对手指控他，他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约瑟夫·肯尼迪在芝加哥的商品市场。波士顿市议会的一个朋友告诫他，不要参加1954年圣帕特里克节日的游行，以免在码头工人住宅区被人辱骂和遭遇更坏的事。但是他大踏步前进——没有发生意外事件。在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他不愿逃避他的听众中可能出现的敌意行为，无论是在波士顿、杰克逊、休斯敦、加拉加斯或达拉斯。

在参议院的演说

肯尼迪每发表一次讲话，工作人员总要事先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在国会图书馆，他以借阅参考书最多而闻名。他在参议院发表的重要演说并不象有些比较喜欢讲话的同事那么多，他也不以一篇演说所受到的宣传来衡量自己或其他人发言的效果。

参议员肯尼迪发表的经过最仔细研究、受到最广泛宣传、但完全遭到官方忽视的演说之一，就是1957年概述美国和西方通过谈判最终解决阿尔及利亚自决问题的利害关系的那篇。这篇演说在随后的年代中证明大部分都说对了，而且在某些方面也不幸而言中，但当时它在巴黎和华盛顿都受到尖锐的批评。他后来发现，他的姓名和演说在整个北非却受到人们欢呼——访问过阿尔及利亚营地的一个美国记者曾向参议员谈到，他当时感到很惊讶，因为那些疲乏、肮脏的叛军向他询问肯尼迪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不过美国并没有阿尔及利亚选民，因此记者们便拚命寻找他们的政治动机。

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这篇演说，同参议员多年来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危险性的信念是一致的，同他在较早时期发表的关于法属印度支那的两篇演说也是一致的。他在1953年和1954年曾说过，越南人民实现独立的问题拖延得越久，我们对法美两国的反复的预言——法国即将取得军事胜利——相信得愈久，那么越南和它的姐妹国家一旦获得完全自由后，其前途就将愈加困难。当时他还不能预见到，他自己将如何深深地被卷入这些正确地预见到的困难中去。的确，在许多问题上——阿尔及利亚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印度问题、波兰问题、拉丁美洲问题以及防御问题——肯尼迪的演说都大大地走到了他的同事和头条新闻的前面。

当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表的一篇重要演说引起了同反对党的辩论时，他通常能坚持立场，顶住资历较老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攻击。例如对于霍默·弗格森为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政策”①削减陆军实力所进行的辩护，对于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反对肯尼迪关于增加对印度援助的请求，对于威廉·诺兰以一票之差击败肯尼迪提出的鼓舞波兰民族主义的一个方案，或是对于霍默·凯普哈特要求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以辩论肯尼迪指责我国战略部队团步自封的问题等，都是如此。

①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提出了所谓“新面貌政策”，强调美国不直接卷入局部战争，加紧武装外国雇佣军队，组织侵略性军事联盟，扩大战略空军，发展新武器，建立“报复性”的攻击力量。——译者

他的著作

除了演讲稿以外，他在任期之中还开始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包括立法、政治、外交政策、经济问题和历史等方面。在这项工作上，他也要我给予帮助。早在1954年，他曾要我读艾加著的《联合的代价》一书中的一节，因为这一节一直使他感觉兴趣。其中讲到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马萨诸塞州联邦派参议员的独立风格。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这种参议员抵抗选民压力的事例，那末他就有材料好写一篇有价值的杂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