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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纯粹的挚爱。我便怀着这种感受，打算在什么时候与戴先生再碰上，好好聊一聊。但人生给人的机缘常常吝啬得只有一次。也许惟有一次才珍贵，也许这一次已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就像在雅典碰上可敬又可爱的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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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先生

三年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一个沙哑的嗓音带着激动时的震颤在话筒里响着：“我刚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叫我感动了好几天。”我问道：“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是草婴。”我颇为惊愕：“是大译家草婴先生？”话筒里说：“是草婴。”我情不自禁地说：“我才感动您一两天，可我被您感动了几十年。”

我自诩为草婴先生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从《顿河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到《复活》，我读过不止两三遍，甚至能背诵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对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ú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文就是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小说时，刚刚开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ú夫的小说选，但不知出于何故，没有去找专门译契ú夫的译家汝龙，而是想另请他人重译。为了确保译本质量，便从契ú夫的小说中选了《套中人》和《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两个短篇，分别交给几位俄文译家重译。这些译者皆是高手。知交稿后都不如汝龙那么传神，虽然译得像照片那样准确无误，但契ú夫本人好像从这些译文里跑走了。文学译就是这样如果请汝龙来译肖洛霍夫或托尔斯泰，肯定很难达到草婴笔下的豪迈与深邃。甚至无法在稿纸上铺展出托尔斯泰像河那样弯弯曲曲又流畅的长句子。然而契ú夫的精短、灵透与伤感，汝龙凭着标点就可以表达出来。究竟是什么可以使译家与作者这样灵魂相通？是一种天性的契合吗？他们在外貌也会有某些相似吗？这使我特别想见一见草婴先生。

几个月后去南通考察蓝印花布，途上海，李小林说要宴请我。我说烦你请草婴先生来一起坐坐吧。想见面一怔。草婴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年已八旬的他虽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却是那种典型的骨骼轻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很细小。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举止的动作很小，说话的口气十分随和，无论如何与托尔斯泰的浓重与恢弘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联系不到一起。

朋友间伴随美酒佳肴的话题总是漫无边际。但我还是抓空儿不断地把心中的问题提给草婴先生。

从断续的交谈里，我知道他的俄语是十几岁时从客居上海的俄国女侨民那里学到的。那时进步的思想源头在北边的苏联，许多年轻人学习俄语为了直接去读俄文书，为了打开思想视野和寻找国家的出路。等到后来可能是1941年吧，他为地下党和塔斯社合作的《时代》周刊译电讯与文稿，就自觉地把译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了。当时许多大作家也兼做译，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把进步的思想引进中国。比如鲁迅、巴金、郭若、冰心等等。我读过徐迟先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出版的《托尔斯泰传》，书挺薄，纸张很黑，很糙。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纸张奇缺，《托尔斯泰传》总共有五百页，无法全部出版，最多只能印其中的一百多页。他之所以把这部分译稿印出来，是为了向国人介绍一种“深刻的思想”。

这恐怕就是那一代译家的想法了。译对于他们是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后文艺的复苏时期，出版部门曾想聘请草婴先生主持译出版工作，被他婉拒，他坚持做译家，立志要译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

“我们确实需要一套典的托尔斯泰全集。”我说。

他接下来讲出的理由是我没想到的。他说：“在十年‘*’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是啊，巴金不是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吗？

他选择做译的出发点基于国人的需要。当然是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国人的需要。

来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