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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

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简而言之，古文之文辞不可浅俗、轻巧、华丽，因为这可能引导不庄重的情绪。

大致方苞是用“义法”说取代了前人的“文道”说。因为“文”与“道”容易分为两物，“义法”则密不可分。单独讲“义”与“法”内涵不同，但法从义生，义由法显，故两者就合一了。这把过去“文以载道”的理论更加严密化了，加上他对唐宋八家的批评，对文体和语辞所提出的戒条，这就为“古文”建立了比唐宋古文更为严格也更有束缚性的规范。

所以很多学者对他是不满的，钱大昕在《跋方望溪文》和《与友人书》中两引王若霖语，称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指出方氏理论本质上与八股文相通，是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方苞本人的文章，以碑铭、传记一类写得最为讲究，盖因叙事之文，最易见“义法”。其长处在剪裁干净，文辞简洁，有时尚能写出人物的性格与神情。但对人物的褒扬中，总是渗透了封建伦理意识，少数山水游记则板重绝伦。他的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应数《狱中杂记》，因是作者亲身经历，以往的忧惧和愤慨记忆犹新，文章记狱中种种黑暗现象，真切而深透，议论也较少迂腐气。虽名“杂记”，却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有力，可以见出方苞文章的功力。但这在方苞散文中属于特例，不能代表其一般特点。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晚官黟县教谕，有《海峰文集、诗集》。他因文章受到同乡方苞的嘉许而知名，并师事方苞，又为姚鼐所推重，在“桐城派”的形成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传递作用。同时，他也是“桐城派”与“阳湖派”之间的桥梁，“阳湖派”首领恽敬、张惠言都是他的再传弟子。其文论主要见于《论文偶记》，对方苞之说有新的阐发。他进一步探求了文章的艺术形式问题，讲究文章的“神气”、“音节”、“字句”及相互间的关系，有云：

“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认为文章真正可以讲究的，是在“行文”的“文法”上。就文法而言，“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字稍粗处也；

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他的意思，是以音节即文章的韵律感为关键，通过音节来表现神气。刘大櫆本人的文章，大都铿锵上口，音调高朗，有韵律之美。如《息争》、《观化》等，均有此特色。这一种主张和文章特点，对后来桐城派文人的影响颇大。

刘大櫆虽然并没有脱出方苞的范围（他是把“义理”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来看的），但通过对“神气、音节”的强调，表现了对文章的美感因素的重视。后来姚鼐在这方面又有新的阐发，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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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代前期小说

清代前期小说承续晚明小说兴盛的局面，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这表明随着文化的渐渐普及，民间对这一类娱乐性读物的需求仍在不断增长，而文人喜以小说摹世态、抒性情的风气也依然存在。但经过明代末年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挫折，再经过明清易代的历史动荡，文人的性格已不再有晚明时代常见的狂放恣张，而多了些压抑和扭曲，这在小说中也以曲折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形态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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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聊斋志异》等短篇小说

清代前期沿承晚明风气从事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是李渔（1611—1680）。他字笠翁，又字笠鸿，别署笠道人、湖上笠翁等，浙江兰溪人。明末曾多次应乡试，均不第，于是不再以功名为事；清初移家杭州，后迁居金陵，靠开书铺印行通俗书籍、组织家庭戏班巡回演出于官绅之家谋生。他才思敏捷，为人机智，又善于顺遂时俗，结交广泛；他常以半真半假的戏谑态度看待正统的价值观，却很重视生活享受，在饮食、器具、服饰、花木种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