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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不信你亲自到武委会看看《号外》去吧！这一来，日本鬼子的兵力更分散，咱们大反攻的阶段就到啦！”

大刚也禁不住兴奋起来，赶忙拄着拐杖往武委会走去。

武委会的大炕上挤满了小伙子，横三竖四地坐着、躺着、依着、倚着，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头，吵吵闹闹，笑声和嚷叫声简直把屋子抬了起来。大刚一拐杖闯进屋来，问道：“《号外》呢？”

小伙子们在炕上嘻嘻哈哈地打闹着，半天才从一个人的屁股底下找到了那张《号外》，连忙递给大刚。大刚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怎么仍然是‘积蓄力量、准备反攻’，难道还不到反攻阶段吗？”

姜振兴瞪圆眼珠子问：“什么？美国都向日本宣战啦，咱们还不到反攻阶段？！”大伙也七嘴八舌地叫道：“小日本已经成了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咱们赶快反攻！”

…………

姜振兴放开嗓门过戏瘾，小伙子们都嚷嚷起来，有的挖苦他的破锣嗓子，有的哈哈大笑。屋子里一片欢乐，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大反攻即将开始、抗战胜利指日可待的幻想中。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号外》有可能是小说的虚构的话，那么1942年1月17日，冀中区党委发出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工作指示”，则确凿无疑地是历史文献了。该指示声称：“在太平洋战争告一段落时，敌必以大力巩固其后方，特别是处在其后方心腹的冀中。因此，冀中的环境将会更加残酷、更加困难。”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该指示又称“敌组织较前规模更大的‘扫荡’将暂时不可能了。”这不能不影响一部分人的思想情绪，以至对敌情估计不足。

冀中的老人们告诉我们，那两年日子虽苦，但人们精神却挺振奋，觉得挺有奔头，老人们说，当年年青人，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美国、珍珠港什么的，上点岁数的人弄不那么明白，但都知道小鬼子又添了个对头，因而都挺高兴。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打了个“百团大战”，冀中的百姓们跟着队伍扒铁路、烧炮楼，直至1941年春，大伙都还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很是振奋了一下子。1942年春，传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传达“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人们又振奋了一下子。

也许，生活愈是艰苦，人们就愈是需要看到一点希望吧。

■从游击区回到巩固根据地，“像是进了天堂”

虽说在“五一”大“扫荡”前，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不是那么充分，但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的：——多次进行反“扫荡”动员，一再宣传要准备迎接敌人空前残酷的大“扫荡”；

1942年春，吕正操在冀中滹沱河畔

——坚决压缩非战斗人员，本地人回家乡，外地人也动员他们找一切社会关系，先到民间去生活；

——注意保护领导机关，调一个主力团专门保护冀中领导机关；——坚壁物资，深藏一切暂时用不着的设备。

…………

“五一”大“扫荡”前，机关干部每人都发了两枚手榴弹，公务员都发了枪，干部战士一律剃光头。吕正操也剃了光头，还在大会上脱帽“公示”。这都是以往少有的举措。故而有的老人说，这次大“扫荡”准备得够充分的了，“还怎么准备啊！”吴西也说：“虽然当时对敌人这次‘扫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为敌人过后撤走，雨过天晴，但是，和过去的反‘扫荡’斗争相比，这次的准备工作，无论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以及各种工作都是充分得多了。”

不要忘记克劳塞维茨的名言（5）

不过，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系统，准备情况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边缘区的敌情观念要比中心区强，军队系统的战备情况要比地方系统强。

1942年4月底，也即“五一”大“扫荡”开始的前几天，九分区之光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刘剑华，因身体不好，领导安排他去中心区休养，他回忆说：“搭伴走路的人都爱聊天，自然很容易地说起自己所在地区的抗日工作情况……说到敌人把之光县吞食完了，我们已基本转入地下活动，他们觉得意外。”

其实，不要说“五一”大“扫荡”前，边缘区和中心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就是“五一”大“扫荡”开始之后，一个地区已打得鸡飞狗跳，相邻的地区却仍然十分平静。滹沱河北已是鸡犬不宁了，“而河南地区却异常平静”，对此，在当年王林恐怕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