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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于1993年10月24日再度赢得大选。然而在巴基斯坦重复性的政治轮回中,我的第二届政府于1996年再次被非民主地解散,我的丈夫阿西夫随之被捕。令人伤心的是,当他2004年11月出狱时,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再要小孩了。
我们庆祝小阿西法的诞生,那时我却不知道母亲的老年痴呆症已经越来越严重。她的病源于1977年,那天我们在拉合尔看板球赛,齐亚将军的帮凶用棍棒殴打我们。母亲遍体鳞伤,头部受伤尤其严重。从那以后,她跟以前再也不一样了。但是现在病情恶化得太快,太突然,令人心碎。
我眼睁睁地看着曾经美丽、优雅、迷人的母亲淡去,她的生命之烛逐渐暗淡、微弱。这位坚强的女性,曾经为反对军事独裁不屈地抗争,曾经为妇女争取权力英勇地冲锋,而现在却病得几乎不认识人了,也不会说话了。她已经不会说自己饿不饿,牙疼不疼了。看到向来坚强的妈妈现在如此的无助,我心如刀绞。然而我仍然感谢真主,让妈妈还坚强地活着,与我相伴。她的存在给予我无穷的力量,她是连接我们家族血脉、亲情和爱的纽带,使我牢记不屈的信念,还有我们共同经历的风雨坎坷、共同的悲伤与欢乐。
阿西夫的长期监禁是家庭的巨大痛楚。孩子们在童年时期没有爸爸在身边——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他的囚禁也说明男性主义思想仍然主导社会。试想,一个家庭主妇会因为她丈夫的政治事业,在毫无证据和宣判的情况下被作为人质监禁八年吗?当然不会。但这种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就必须面对。出狱不久,阿西夫心脏病严重发作,险些撒手人寰。
置身国外看巴基斯坦,我认识到祖国现在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急。毫无疑问,如果西方国家继续纵容军事统治者压制民主自由,新一代恐怖分子将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中演化出来,盗用###之名,与西方进行暴力对抗。重塑自由民主政府绝不仅仅是巴基斯坦人民的诉求,也是全世界所有力图避免“文明冲突”的有识之士的目标。
当我在伦敦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虽然吸引人,却也折磨人。我不论走到哪里公文包都不离身,往来于世界各地,在大学校园,在商业协会,在妇女组织,在外交智库,对###、民主和妇女权力发表见解。我不停的进出美国和英国的议会,并始终保留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身份。我探望在纽约接受治疗的丈夫,为孩子们将要在迪拜的考试作准备,我还领导世俗政党联合,争取2007年自由公正的大选——担子真是太重了。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坦然接受。接下来,我将要告诉您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最后一章“出任总理及以后”涵盖了这本自传第一版之后的事件。
我荣幸有此一生,我要感谢真主。如真主所愿,我将再次回到祖国的大地上,去领导民主的力量,在大选中与独裁者、军队将领们和极端主义者一决高下,这是我的使命。就像约翰?肯尼迪说的,“我不会逃避责任,我欣然面对。”
贝?布托
2007年4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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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亲遇害(1)
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灵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两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空荡荡的警察营里抱成一团,准备天一亮就送父亲的遗体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
“我在守丧,不能见外人,你告诉他。”看守进来时,母亲神情恍惚地说。她现在成了寡妇,要和生人隔绝4个月零10天。
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霉臭味刺鼻,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总理一起走。”我对看守说,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紧张。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埋了。”他说。
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家人在?”我痛苦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脍子手也应该知道,陪伴死者,悼念祷文,见死者最后一面,是我们家属的宗教权利。我们向监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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