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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弯路，也可能出现岔道。如果没有法治，我们一度热血沸腾的市场经济有可能会变得青面獠牙，瘸腿，或者像土匪一样凶狠。或源于此，吴敬琏和一些法学家走到一起，去市场经济异常繁荣的上海，搞了一个“法律和经济研究所”，以避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滑落到俄罗斯的怪胎中。

担心中国“俄罗斯化”，并非是毫无来由的臆测。一年多以前，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就看到过“左手倒右手，国有变私有”的案例。去年，我在浙江采访，一个20来岁就上过中央党校的政府官员，在下海出任红色经理的土地开发中，不但一夜暴富，还将一个业已告老还乡的副省长牵进秦城监狱。无数细节的迭加，反复涂抹出一个个“俄罗斯式中国”的蛛丝马迹，提醒我们小心地走向未来。

过去，我们信以为真地认为，市场化的改革，会为*的到来聚集不可阻挡的力量。事实确实如此。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我们看到一个个富翁在人民大会堂进进出出。媒体都在欢呼这一时代的进步。除了少数保守派人士还固执地相信他们是需要改造和消灭的对象外，已经没有人把他们视作洪水猛兽。认识到新兴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承认他们在生意做大后参与政治的合理性，并没有什么错。实际上，*政治的要义，就在于没有歧视地给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俄罗斯的转轨故事提醒我们，亿万富翁们是可以影响政治的，但他们不能够垄断影响政治的途径。他们当然也可以致富，但不可以在致富的道路上，土匪似地埋没穷人的土地、房屋和尊严。

坚持媒体不应当被国家垄断的弗里兰，面对俄罗斯被私人拥有的大众媒体，并没有欢欣鼓舞，因为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公正、开放和独立的舆论环境。多数寡头创办的报纸，清一色是投资者的商业和政治利益的露骨的喉舌。即便是小心翼翼不把报纸变成自己的傀儡的古辛斯基，也时常要求报纸不要批评某些政治家或者商人，理由是，他们正在与这些人谈生意。

尽管投资媒体并影响媒体的事在中国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喜欢那句出自《世纪大拍卖》译者的话：只要换一个名字，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关注《世纪大拍卖》的理由。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邻居的不幸，不代表我们认为中国一定会变成俄罗斯式的中国。我们厌恶转轨中所有事与愿违的故事，并不表明我们要回到过去的状态。对于正在过“大关”的中国改革，我们要做的，不是后退，而是用法治的力量，约束改革的方向，不要拐错了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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窖藏白银的心理阴影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早在2004年春天，就作为佐证中国法治进步的例证，白纸黑字写进了中国的宪法修正案。欢歌的“诗作”墨迹未干，2005年年初的《瞭望东方周刊》，便幽默地爆出“浙江富豪窖藏白银数十万两”的新闻。坦率地说，我对这则新闻中的事实是将信将疑的，但我相信它可能符合新闻的“本质真实”。以我有限的接触和观察，中国绝少有私营企业主真正地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是“神圣”的，哪怕宪法明确地告诉他们“不可侵犯”。

报道评论这则新闻的媒体，甚少从产权申说，而是将中心思想延伸为“私营企业主的心理压力”。我猜想，这大概是不愿老调重弹的新闻界意图追求新意。我心中，构筑“中心思想”的关键词，是私有财产，是产权。富豪们为什么要低调？他们的心理压力为什么那么大？我以为，产权在部分有产者的内心还是一片模糊的阴影。

2004年春天，发轫于江苏常州的“铁本案”，让一个辛苦打拼的私营企业主，转瞬间一贫如洗，还迎来一场牢狱之灾。依理说，中央政府铁腕推动宏观调控，依法行政，本无多少法律或者政策上的处置不当。可浙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却有人感到不安。以至中国的领导人不得不亲身南下，劝慰浙江的富豪们放心。据一位出席座谈会的浙江商界人士说，领导人一再告诉与他同为富豪的人们，中央政府没有打压私营企业主的意思，宏观调控也不是针对私有财产下的药。一个不可证伪的流言说，领导人离开杭州的那天晚上，很多浙江的私营企业主说，他们“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我们注意到，领导人南下劝慰富豪的时候，距离人大代表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写进宪法不到半年的时日，然而，“铁本”一个个案就动摇了他们对于一部宪法的信心。事实上，他们对“根本*”并没有给予根本上的信心。很多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