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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高喊“炸弹，炸弹！”的口号（见胡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如果真有青年听了你们的话，“傻子”般地去买了手枪，你们却又改变了观点，号召青年“救国先必求学”，“进研究室”去了；但一旦“傻子”似的青年又真的按照你们的教导，先钻进研究室，待发现了“一颗新彗星”（这也是胡适的话：“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以后，又准备“跳出来救国”时，恐怕你们这些“先觉者”又“杳如黄鹤”，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鲁迅说，“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如果“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要去指导年青一代，那就“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成为一种欺骗了。鲁迅尖锐地指出，如果进而鼓吹文人学者本来就有变来变去的“特权”，“庸人”、“常人”即普通老百姓则有“给天才做一点牺牲”的“义务”，这不过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碎话》，《鲁迅全集》卷3，页171、170。

鲁迅质疑的另一方面，是胡适们与权力者的关系。

当胡适从批评国民党政府违反人权转而鼓吹“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详见前文分析）时，在瞿秋白执笔、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里，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人权抛却说王权”。《王道诗话》，《鲁迅全集》卷5，页51。

当蒋介石召见胡适等，“对大局有所垂询”，胡适也写文章鼓吹“专家政治”，希望国民党政府“充分请教专家”（详见前文分析）时，鲁迅又撰文指出，这不过是皇帝“做倒霉的时候”，“病笃乱投医”，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文人学士这一边，却想以“牺牲掉政治的意见”作为代价来参政，这又将是怎样的“政府”呢？《知难行难》，《鲁迅全集》卷4，页347、348。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2）

鲁迅早就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卷7，页38。对于一个腐败到了不能自拔地步的政府（例如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鲁迅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民间批判者，他的态度是听其自行垮掉，不必硬扶；而作为接近权力中心的“诤臣”、“诤友”，胡适的态度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须维护既成的政府的权威，政府有弊病可以批评，但无论怎样也要扶起来。这大概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吧。

这背后有着他们对于知识分子与权力、有权力者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追求。1922年胡适写有《我的歧路》，1927年鲁迅又写有《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将这两篇文章对照着看，应该是很有意思的。胡适说他的歧路在“谈政治”还是“谈思想文学”这样一个选择上的困惑，这涉及胡适（以及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问题：是把自己的作用限于思想文艺的范围，还是要扩大到政治的领域。在胡适看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因此他是更“注意政治”的；但他又说他的“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因为“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他的思想文艺活动与政治活动是统一的：都是在“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我的歧路》，《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63—366。也就是说，在胡适这里，看重与强调的是政治与思想文艺的统一性。而鲁迅则注重政治与文艺本身的“歧途”：在他看来，“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卷7，页115、116。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关于知识阶级》里，鲁迅更明确地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卷8，页225。这其实是无意中说出了胡适的内在矛盾的：他的思想文艺观是强调自由的，而他的政治观，如前所说，是强调“强有力”的，而要“强有力”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