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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我在日本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的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７７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这“北京人”化石，归还我的国家。

裴文中的这封信发出不久，便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复信，同意资助他去寻找“北京人”。裴文中看完信后，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便开始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里人考虑到裴文中已是一位年近８０岁的老人了，再加上身体又不是太好，若是出门寻找的话，行动肯定多有不便，若是万一有个闪失，谁也担当不起，于是都不同意他去。

当他的夫人把这个意见对他讲了后，他却有些生气地说：“那也不一定是我去呀！但国家起码应该重视这件事情！”

由于生命的衰老而使他无法了却心头这桩最大的心愿，他的情绪多少受到一些影响，渐渐开始低落起来。他常常在家一边踱步，一边叹息，整日不肯多说一句话，脑子里好像总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家里人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只摇摇头，叹叹气，什么也不说。

有一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然后静静地坐下来写一封信。信写好后，他并未急于发出去，而是反复修改了好几次，等改到他认为比较满意了，才郑重其事地用毛笔把信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然后再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六个大字：胡耀邦同志收。

他在这封信中首先简略地介绍了“北京人”从发现到丢失的经过，然后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想干成这件事的意见，希望胡耀邦同志能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促成到美国寻找“北京人”化石一事。

如果这封信当时能顺利地发出去，并能顺利地到达胡耀邦同志的手上，那么依据胡耀邦同志的性格和为人，中国派人到美国去寻找“北京人”一事，很可能会成为事实。何况，胡耀邦对裴文中是熟悉的：１９７５年胡耀邦到研究所时，就亲自看望过裴文中；就在前不久，在政协礼堂召开茶话会时，胡耀邦还特意到裴文中的座位前表示过亲切的慰问。

遗憾的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使裴文中的这一计划再一次落空。落空的原因，既不是来自单位领导的反对，也不是来自社会的直接压力，而是来自家庭的过于谨慎。

他的夫人说：“这封信我看不用发了。就是发出去了，也不会有人管的，起不了什么作用。”他的儿子裴申也说：“这件事你跟胡耀邦说什么？胡耀邦同志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来管你这件事？你要是把信发去了，不是给人家中央领导添麻烦吗？我看这信就别发了吧！”

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由于家人的反对，这封本该及时发出的信最终还是被裴文中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一直陪伴着他熬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第一位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大师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人们对“北京人”的寻找，却并未因此中断。

１９９６年初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的某医院里，一位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便急召亲朋密友前来身边，对有关后事一一作了安排。而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先生。

当晚，这位日本老兵与久三枝先生进行了一夜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１９４１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中国北平，他作为日军７３１部队的一名大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来北平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焦急、恐惧而又万般无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藏匿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２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然后挖坑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