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部分(第2/4 页)

剑了。我们越是觉得自己的盾牌保险，我们所需要的剑就越是可以小一些。设计战略防御计划盾牌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人，而是为了保护人。

总统喜欢这个盾牌的形象，尽管它有点夸张。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际战略威力在于，虽说它不可能阻止敌方全部导弹来袭，但是它能摧毁相当多的导弹，使苏联人不能确保他们一定能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这样，战略防御计划就会使继续扩充核力量变得没有意义。里根曾建议同苏联人分享战略防御计划技术，但他们从未相信这种表示是真诚的。连我们自己的许多制定计划的人也不相信里根真想这样做，尽管我知道他是出于真心。总统认为，只有苏联人觉得自己也安全的时候，他们才会把自己的核剑截短。这正是这个人有远见的地方。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是，造导弹要比建造复杂的盾牌省钱，因此苏联人可以不停地增加导弹，使之超过我们所建造的不论多么强大的防御设施。这个论点忽略了平衡经济学的原理。我们拥有选择任何一条道路的财力，搞战略防御计划可以，多造导弹也可以，而苏联人在经济上就承受不了。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示，如果我们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他可以销毁苏联很大一部分核武器。这表明，虽然他嘴上说不予理会，但实际上是害怕这种新技术的。我们知道他12月来华盛顿时仍然会反对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也知道，里根会坚持这项计划。

戈尔巴乔夫到来的几天之前，我有一次正向总统汇报首脑会晤议程时，他打断了我的话，让我看两个小盒子。他打开小盒，微笑着把两副金袖扣送到我面前。那袖扣的图案是一些正在铸剑为犁的小人儿。像他的许多新奇玩意儿一样，这两副袖扣是加州的一位好友送给他的。总统要在戈尔巴乔夫到来的那天戴上一副，再在他们于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单独会谈时把另一副送给这位苏联领导人。我指出，我认为俄国人不会戴法国袖扣。但他却执意要这样做。这一天以及其后的几天，我们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个精明的人）。可是，我每次走进总统办公室向他汇报有关首脑会谈的问题，他都要提起袖扣的事。他知道裁军和经济问题最终总是要解决的。但是他也想有一些能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两个人联系起来的个人的象征物。

离首脑会晤只有几天了，我要求苏联大使尤里·杜比宁尽快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一个难题，他也有一个难题。当我解释我的难题的时候，身材高大、满头白发、通常很友善的杜比宁显得有些狼狈，脑门上闪着亮晶晶的汗珠。我对他说，里根夫人很生气，她邀请苏联首脑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夫一道喝茶、共进午餐或者做她所喜欢做的任何别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人多次询问之后，仍然听不到回音。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甚至连一句表示接到了邀请的话都没有。与我共同负责安排这次首脑会晤的白宫联络处主任汤姆·格里斯科姆是个讲话风趣而干脆的人。他说：“难道这是牲口棚，让两位第一夫人争食吃吗？”我知道里根夫人是说一不二的，于是我就告诉杜比宁，如果她不能很快得到简单而有礼貌的答复，我们就会把一次诚挚的首脑会晤搞砸了。

“科林，”杜比宁边说边不安地移动着身子，“这件事很微妙。戈尔巴乔夫夫人她……”他的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我对那些难侍候的第一夫人太了解了。不过，我还是对他说：“如果你们不想因为这类愚蠢的事情而把这次首脑会晤弄糟，那就快行动吧。你为什么不动用你们克格勃的传真机，快些给我们答复呢？”24小时后，我们接到了赖莎·戈尔巴乔夫的回电，说她接受邀请，同意来喝茶。用苏联的标准来衡量，这么快做出决定可以称得上是光速了。

是的，我对固执己见的第一夫人确有了解，但对我来说还是有可学的东西。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个第一天的条约签字仪式，为的是使首脑会晤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我们定的时间是上午11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是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人，他精力充沛，政治上很精明。我把拟定的时间表送给杜伯斯坦，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说，签字仪式必须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说，这办不到，那会把整个这一天的安排打乱。但杜伯斯坦重复说，一定要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对他说也许可以改在11点半，最迟12点。杜伯斯坦坚持要在下午1点45分。他的态度很武断，完全不像他的为人。于是我说：“肯尼，1点45分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但是也不让步。我们只好把时间表全部打乱，以满足这个莫名其妙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