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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土著社群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政府本来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拉拢土著新领导人，但是，会议上，代表谴责政府部门的*，要求土地改革，尊重土著文化。会议还决定要独立于政府和革命制度党，用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主教的话说，“这应该是一次印第安人的、为了印第安人的会议”。此前印第安人也曾被召集举行会议，但是通常是要求印第安人支持政府预先确定的某项政策或计划。然而，1974年的土著大会是由印第安人自己召集的，为印第安人提供了一个反映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机会。在土地问题上，代表们要求确认村社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谴责农牧场主侵吞村社土地的行为。他们批评土地和移民事务部（DAAC）官员的*行为，尤其是收受寻求保护的地产主的贿赂。他们还指出，土地和移民事务部的官员在处理农民土地申请过程的每个步骤中不当地索要款项，并经常在农民无力或不愿支付这类款项时威胁取消农民的申请项目。种植园工人也首次意识到自身的劳工权利，要求尊重联邦劳工法案的规定，例如最低工资保障。来自乔尔人社群的代表指出，东北部市镇种植园的环境自迪亚斯时代以来毫无改观。还有的代表提出要求农民获得更多进入市场的机会，抱怨当地的中间商操纵价格、控制运输和信贷的渠道。代表们还要求在教育中使用土著语言，保护土著文化。最后，代表们提出，在主要城镇之外的地区，卫生状况恶劣、医疗服务缺乏是造成疾病和婴儿死亡率（1970年为千分之四十二）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

以上帝的名义（5）

这次大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策尔塔尔人、佐齐尔人、托霍洛瓦尔人、乔尔人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倾听共同的问题。揭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一位代表说：“巴托洛梅教士留给我们的自由在哪里呢？同伴们，巴托洛梅教士已经不在了。我们以他的名义召开这次会议，而他已经死了，我们也无法指望另一个他。谁会来保护我们反对不公正，并给我们带来自由？我不相信白人会保护我们。政府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那么，谁将来保护我们？我相信我们所有人组织起来，就能够拥有自由，就能更好地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团结在一起，就能成为巴托洛梅。”

土著大会的工作并没有因会议的闭幕而结束，代表们将会议精神带回了各自所在的社群。他们放映关于会议的电影，以土著语言讲授墨西哥和恰帕斯州的历史、政治、经济。运用在筹备会议过程中建立的组织网络，教士们继续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土著代表接触，在不同的地区构建了民众政治参与、包括妇女和儿童参与的基础。

1974年的土著大会对于此后恰帕斯农民组织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这次会议将来自全州不同地区的印第安人集团召集起来，有助于突破种族界限，使他们意识到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确立了他们之间相互交往的渠道，构建了不同种族集团间联系的桥梁，这些对以后建立有组织的联盟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这次会议以无可争议的证据向非土著的左派组织者和活动家证明，即使是讲某种单一的玛雅语言、具有独特的种族和文化特质的印第安人也能够组织起来。

在此次会议之前的几年内，土著问题和农民问题成为墨西哥左派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很多知识分子否认土著人口在政治上的潜在的价值，认为不值得去组织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的是社会中无政府状态的、倒退的部门，阻碍了推翻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受教条主义的影响，这些学者以为，只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才有可能发动革命，他们不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的革命作用，不支持农民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将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古巴革命后，特别是格瓦拉动员农民和印第安人进行游击战争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也有左派知识分子强烈反对这种观点。阿图罗·沃曼（Arturo　Warman）撰写了《我们达到目标：莫雷洛斯的农民和民族国家》一书，认为，农民生产，在30年代卡德纳斯农业改革的推动下，已经成为墨西哥城市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它提供了廉价的食品，使得工业部门有可能保持低工资水平。阿拉因·德·汉维里（Alain　de　Janvry）写了《农业问题》一书，指出农民应被看做半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在农村生产食品的同时，也在城市作为临时劳工出卖劳动力。还有分析家认为，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与工人在工厂或农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农民生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