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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年随性的爱情后，朱丽叶又处于另一场恋情之中——同样有很多的自由空间——同伊丽莎白，她生活和工作在距这儿有4小时车程的地方。虽然她们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如朱丽叶所说：“它真是一种美妙的，美妙的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8年多，但到她女儿杰西去东部读大学的时候，朱丽叶开始对她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不满意了。她渴望一个住得近些更性感的伴侣。她想把激｜情和友情合为一体。于是朱丽叶开始改变她们的关系，由情人到朋友。她们的关系依然亲密，朱丽叶说：“我们是好朋友，她是家庭成员之一，我的女儿和儿子真的很喜欢她。”

到了50岁左右的时候，我和吉莉安、瓦努娜、朱丽叶意识到非传统的关系不适合我们。但我们四个所做出的选择为我们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继续单身创造了单身生活所需的各方面支持条件。我们早期经历的非传统生活便于我们接受长期单身状态，但现在除了我们没有配偶外，我们已经营建了很传统的稳定的生活。我们的经历及那些在别的章节所描述的长期单身的女性，为营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提出了六项必要（但未必充分）的支持条件。

精心打造满意的单身生活所需的支持要素

这六项支持要素是：满意的工作；同下一代的联系；拥有一个住所；同朋友圈和大家庭网络的亲近关系；社团；不管已有积极的性生活还是独身都要接受性行为。

追求满意的工作（1）

在后来采访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新参与者时，我挑出没有权力和没有高薪职业的女性。虽然在研究的所有女性中，工作对她们来说都很重要，但很少有人在研究所工作或有显赫的职位，而且很少有人是工作狂。

对我们四个人来说，找有意义的工作——工作能给我们提供经济保障，而且能证明身份，有目标感——成为考虑的核心。我们都追求当时在家中别的女性没有的高学位，没有从事过的专业。到了中年，我们都不再坚持这些，而是把工作与生活上的选择和目标结合起来。我们都选择在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且通常在研究院工作，而不是搬来搬去追求更高的职业机会了。

早在20世纪60　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读第一年的时候，就决心要成为一名教授，但我知道这个目标很难实现。1962年到1966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那几年，先是学教育学专业，之后是社会学，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矛盾。我喜欢学习，也很用功。灰色的哥特式的建筑，小型研讨会上的学术探讨，强调各学科间的交流，还有不重视级别和资格的学术氛围，及几乎提供给所有研究生的适当奖学金，这一切使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不知不觉地，我在成为一个男孩子，以和男同学辩论来引起男教授的注意。但我还是女生打扮，尽管没有挑逗性，风格上——短裙、长筒袜、轻舞鞋。在一个12月份，我完成了所有课程并通过了申请博士项目的考试之后，我精心制作了圣诞甜饼（我母亲常做的），用盘子端给教授（全是男性）和秘书（全是女性）。他们都惊呆了，因为没有人认为我擅长家庭生活。

我没有真正的朋友，系里的一个女性朋友读完硕士就离开了，我一向看不惯那几个嫁给同班同学的女生，我和别的男同学都感觉她们不太严肃。几年后，她们中的一个人，还在婚姻之中，告诉我我令她感到望而生畏，相形见绌，我都不记得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了。我认识几个别的系的女生，但我们之间从不谈论个人问题。我也没有一个能密切交往的导师，尤其不喜欢给我上过课的两个女教授。我感觉她们很冷漠，她们的工作（作为夫妻团队的一员）我也不感兴趣。回顾过去，我确信看到男性在细微之处露出对她们的蔑视。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二、第三年里，汉纳·阿伦德特是我敬仰的著名政治哲学家，就住在我那条街的对面。我能在自家的窗子前看到她进出家门，还去听过她的一些讲座。但是由于我敬畏她的博学，敬畏她那德国人的风格而始终不敢接近她。

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虑要背离这一职业道路，但是孤立于其他女性之外让我付出了代价，我经常感觉到孤独、彷徨。这一点以及我热衷成为知识分子的欲望，导致我与两个已婚教授的秘密恋情，他们中的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业学院，另一个在国外的一所大学。这样我走进了有抱负的职业女性拥有的共同模式。虽然我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第三者，但是这些关系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1966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聘为全职讲师，在公共研究学院（非重点）给成｜人学生讲课。因为一个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