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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儿俩现在是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可我……我担心你生孩子怎么办？”

我说：“不用担心，到时候说不定他们能让你回来呢。”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有那份善心。”

“不回来也没关系，你早晚会回来的。”我虽然这么说，可我心里多么渴望他能回到我身边，回来照顾我和快要出世的孩子啊！但此刻，我什么都不能说。

我俩借着医院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端详着对方模糊不清的脸，都极力装得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都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无助。我们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他会不会被判刑，会不会被下放农村，更不知命运会把我们推到哪一步……

一切都是未知的。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用不多久就要出世了。

天色已晚，绵绵秋雨淋湿了我俩的衣服。贺玉几次催促我：“回去吧，太晚了。”可我一直舍不得离开他。

后来，雨越下越大，我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吻别之后，这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他用自行车把我驮到马路上，看着我笨笨地跨上自行车，目送我走出好远，他才转身向医院走去……

可是，当我第二次再去看他时，在玉米地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却始终不见他踪影，只好去病房找他。他同室的病友却说：“他被造反派带回去了。”

“他痢疾好了吗？”

“没有。”

“没好为什么让他出院？”

原来造反派说他装病，把他拉回去批斗了。

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体校，要求见贺玉。造反派坚决不让见，让我马上离开。我趴在一棵树上放声痛哭……

那是我有生以来哭得最惨烈、最狼狈的一次，两条辫子都沾满了眼泪和鼻涕，哭得我都快晕过去了。后来，体委一位叫王启国的人从我身边经过，看我哭成这个样子，说了一句令我终生感激的话：“雅文，你这么哭怎么能行？会把孩子哭坏的。我去跟他们说说！”

后来，造反派终于同意让贺玉出来见我了。我和他站在体校门口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痢疾好了，让我千万注意身体，别哭坏了身子，让我快回家。

这是我生女儿之前最后一次见他。

《生命的呐喊》　第五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一节

“文革”结束好多年以后，我仍然害怕摩托车声，一听到摩托声就心惊肉跳。

因为体委几个造反派头头都是骑摩托车来的。那时候骑摩托车的人很少，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摩托车。不记得他们来过我家多少次，但我永远记住了那刺耳的“突突“声，还有那“嘎”一声的刹车声……

这天晚间八点多钟，窗外忽然又响起了“突突”声，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

果然又是他——

我想还是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吧。他也是儿孙绕膝的老人了，不要因此而打扰了他平静的晚年生活。人还是善良些为好。再说，那不是他个人的错。他这一生也并不顺利，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撞断了腿，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出院后一条腿就跛了。所以，我就叫他老B吧。

我当运动员时老B就在体委了。我们这些运动员跟他只是点头之交，没有任何交往，也没有任何过节儿。

老B对我的态度并不恶道，而是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进门就说：“雅文，我知道你和周贺玉的感情很好。但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应该抛开个人的感情，跟他划清界限，勇敢地揭发他的问题……”

当时，不少夫妻一方被打成反革命，另一方就痛哭流涕地揭发对方的问题，甚至要提出离婚。贺玉被关进“牛棚”以后，不少人都背地里议论我能不能离婚，有人还好心地劝我跟他离婚。可我不但不离，反而对他非常好。为此，体委造反派多次批评我“感情代替政治”。代替就代替，我才不在乎呢！

老B见我不说话，就把话题一转：“雅文，咱们都是体委老同志了，我这可是为你好！对了，周贺玉说他以前写过一些检查材料放在家里了，他让我给他带过去。”

我信以为真，翻出贺玉“文革”初期写的检查材料交给他。后来得知，贺玉根本没让他来取什么材料。

老B又问我：“贺玉平时写不写日记？”

我说：“不写。他只有训练日记。”

“啊，那就算了。”

我从1959年进运动队以后，一直写日记，但老B这句话却使我一年多不敢记日记。但不用记日记，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