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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轻机枪排配备六挺轻机枪、三个步兵排。每排下辖三个步兵班，每班两挺轻机枪，十支步枪。除了炮兵营还缺一些大口径火炮和高射炮外，其它的装备全部到位，全旅总兵力达八千人，已经接近师的编制，在火力方面甚至超过了十九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同时任命钟武为一团团长，李从文为二团团长，陈子坚为三团团长，谢长风为炮兵营长，原来参见过上海之战的老兵几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个个乐不可支，士气高涨，对孙百里再也没有了排斥的心理。 孙百里原本还担心这些老兵和军官一下子连升几级，无法胜任新的工作，等练兵一开始就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些人早已把他的‘孙氏操典’和训练模式烂熟于胸，很快就进入角色，使他的负担减轻不少，可以集中精力对军官进行培训。 军队训练进行的非常顺利，但是孙百里的地方政务工作却进行得异常艰难，本来根据十九路军总部制定的计划，要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把福建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份，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其制定的主要方针是‘耕者有其田’，也就是凡是有耕作能力的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把地主或者富农手里多余的土地按市价购买下来再平均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政策虽然得到了广大贫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也理所当然地被地主乡绅所抵制，他们拒绝出卖手中的土地，同时还联名上书中央，说十九路军实际上实行的是共产党那一套政策，有‘通共’的嫌疑。孙百里在实际操作中还发现，这种做法过于理想化，即使所有的地主都同意出让土地，以十九路军现在的财力，连十个县的土地都买不下来，更别说福建全省了。再加上很多政府职员都是些大户人家的子弟，对这项政策本身就有抵触情绪，执行政策更是阳奉阴违，就是勉强推行下去的几个县，效果也不显著，只有红军曾经占领过的一些地方，地主全部被赶跑了，推行的比较顺利。虽然有人建议采用和红军完全相同的手段来推行新政，但是孙百里认为过于偏激，毕竟很多地主除了拥有较多的土地，生活相对较为富裕外，本身并没有什么恶行，如果采用铁血的手段，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得不偿失。 正当孙百里面对困境一筹莫展之时，远在几百里外的蔡廷锴及时伸出援手。他首先代表省政府把漳州、厦门等附近八个县划分为一个地区，正是任命孙百里为行署专员，全面负责军政事务，然后又邀请一些学者和知名人士到福建担任地方长官，并且把头一批抵闽的人员给了漳州。在欢迎宴会上，孙百里把目前的困境和各位即将上任的地方官员一说，大部分人都同样想不出办法，只有担任漳州市长的杜周南指出一条明路，他说：“福建饱经战乱，生产遭受很大的破坏，经济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地主为了自己的生计着想，当然不愿意出让手中的土地，故而不能操之过急。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地主富农，如果经济发展迅速，投资于工厂比单纯地收取地租的收益高一倍，谁还愿意死抱着土地不放？”孙百里后来才知道，此人位曾经留学日本，并且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 孙百里打量着这个一身书卷气的年轻人，不以为然地反诘道：“可是怎么说服这些地主来开工厂呢？” 杜周南不紧不慢地回答道：“政府先投资建几家工厂，等赚钱之后再多加宣传，他们自然就会趋之若鹜了。” 孙百里继续问道：“我们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连维持军队和政府运作都有些吃力，哪里来的钱投资工厂？再说建什么工厂能稳赚不赔？” 杜周南不客气地反问道：“　孙专员知道不知道的财政主要来源是什么？” 孙百里答道：“当然是税收和田赋了！只是福建山多地少，田赋指望不上，而工业也基本上没有，税当然也无从收起了。” 杜周南胸有成竹地说：“孙专员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撇开田赋不谈，单纯就税收而言已经可以有所作为了！”随后他详细地解释道：“政府的税收一般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关税、盐税、工业品的出厂税。福建省本来就拥有丰富的出口商品资源，茶叶、丝绸、瓷器和桐油都有一定的产量，只要大力整顿海关、修建码头、打击走私，就关税这一块每年就可以增加几百万的收入。至于盐税方面，目前有些私人投资在沿海晒盐，规模很小并且大都以走私的方式销售，基本上收不到税。如果由政府牵头开办几个较大规模的盐场，晒出来的盐巴由军队武装押运，只要送到湖南就可以获利一倍以上。开办盐场基本上不要什么设备，只要挑选合适的地点，由足够的人手就可以了，而这条商路一旦打通，湖南乃至贵州的大量出口物资肯定会源源不断的沿海的几个港口发往海外，这样一来不但盐税会大大增加，连带着关税也会增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