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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1944年，沈从文给胡适的信在末尾写到：“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想起沈从文坎坷曲折的一生，想起他的命运浮沉，“不免难过”！

1944年，联大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叶公超太懒？

“喜画兰，怒画竹。”他精通英国语言文学，也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擅长书法和绘画。这就是西南联大外文系叶公超（1904~1981）教授。1961年，叶公超在台湾被蒋介石软禁，连在大学授课都不得，只好以书法绘画消遣度日。我们不难想见，晚年叶公超画竹多一些吧。不知此时，这个高傲的学者是否后悔从政。

在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

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一年级，两人都上过叶公超教授的英文课。他们都认为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个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的教育”。据杨振宁回忆，叶公超教授的英文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当然，对一位教授的评价和印象，因人而异。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叶公超语言纯正、典雅，遣词造句幽默、秀逸，讲授生动。”

1925年，叶公超来到英国，幸运地认识了艾略特，后成为我国第一位介绍艾略特诗与诗论的人。早在1934年叶公超就写过一篇相当深入的评论，题为《艾略特的诗》，发表于当年四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1936年底，赵萝蕤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戴望舒听说她曾试译过《荒原》的第一节，就约她把全诗译出，由上海新诗社出版。在此之前，她已经听过美籍教授温德详细地讲解过这首诗，所以她的译者注基本就采用了温德的讲解。她还请其师叶公超教授写了一篇序，序言显示出叶公超对其作品及作品的影响有着超出一般水平的理解，其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

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描写叶公超的家庭说：“一所开间宽阔的平房，那摆设说明两位主人是深具中西两种文化素养的。书，还是书是最显著的装饰品，浅浅的牛奶调在咖啡里的颜色，几个朴素舒适的沙发、桌椅、台灯、窗帘，令人觉得无比和谐。吃起饭来，不多不少，两个三个菜，一碗汤，精致，可又不像有些地道的苏州人那样考究，而是色味齐备，却又普普通通，说明两位主人追求的不是‘享受’，而是‘文化’，当然‘文化’也是一种享受。”赵萝蕤所写的情形，大概是战前的北平生活。在昆明，优雅、舒适的生活不再有。在赵瑞蕻的记忆中，叶公超穷得还向学生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