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１］［1］《闻一多年谱长编》

傅斯年从重庆带来消息，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２］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2］《三松堂自序》

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梅贻琦在教授会上一言不发，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闻一多的评价，称其为“理想革命家”。在处理“一二·一”惨案引发的###问题上，可以想见梅贻琦内心的压力，傅斯年和梅贻琦曾提出一起辞职，亦有部分教授随之请辞。

1946年3月17日，在经过停灵复课后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斗争下，昆明###决定为“一二·一”牺牲的烈士出殡，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担任了公祭典礼的主祭人。昆明的学生、市民3万多人，参加了出殡游行。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1）

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的教学；联大结束后北上接管北大。杨振声在近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应留下一笔。然而，他却是被遗忘的。

杨振声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擅饮酒。他在字画鉴定和欣赏方面，可称专家。居北平时，他爱逛古董店铺，喜欢收藏字画，每有新的收藏，常常约请邓以蛰、胡适、朱自清等朋友一起欣赏。曾和张伯驹等人结社，一起作诗钟。杨振声学养深厚，举止文雅。梁实秋这样评价他：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我们不妨从其学生的回忆中摘取几段，感受教授当年。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临大中文系学生孙昌熙是山东人，得到杨振声的关怀：“先生在公务丛胜中，在山东形势吃紧，鲁籍学生惶惶不安的时候，不忘照料他们。爱乡才能爱国，卫国就是保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收复失地，我体会这大概就是当时先生的心情。”一些因有困难而影响读书的山东学生，或是为了谈谈形势的学生常去找杨振声。孙昌熙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了杨先生。“时已冬令，先生已穿长棉袍，愈显高大，而风度潇洒。前发稍稀，长方形脸上，目光炯炯，高鼻梁，口含一只大烟斗，多听，多思考，不多讲话，然而即之也温。笑起来极为爽朗，是位典型的哲学家和教育家。”

随后，孙昌熙在与杨先生的不断接触中，逐步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和人格魅力：“先生在娓娓而谈中，多幽默风采，使人如坐春风。他也月旦人物，但不露锋，让你自己去思索：如对某国画家的作品，只说他在国内开画展时，展出的是西洋画，而在外国则展出中国画。先生有资格评论的。先生的艺术素养极深，书法韵味高妙……”

陈平原教授认为，“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西南联大时期，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从《国立西南联大校史》中可得知，杨振声先后任西南联大主任秘书、叙永分校主任等重要行政职务，还主编了大一国文。“（联大）中文系对大一国文课是十分重视的，系里成立《大一国文》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