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页)

国成立后任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戴修瓒（北###律系教授，曾任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最高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景钺（北大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崔之兰（北大生物系教授、因联大规定夫妇不能在本校任职，1938年秋应聘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夫妇、雷海宗（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等教授，章廷谦副教授，各住一间茅草房。蒋梦麟校长则住在正北的三间瓦房中。

据吴大猷所述：

那七间小房的分配，是以先入为主为原则的。饶老师、周炳琳夫妇、杨振声（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间；我夫妇及陈嫂再加上她的小孩子统睡在一间里；章廷谦夫妇和三个孩子一间；戴修瓒夫妇和一个女孩住一间；剩下的另一间，由孙云铸太太（带一个孩子）、刘云浦太太（带一个孩子）四人合住；孙、刘两位先生只好在那间公用大厅里搭行军床，睡“统舱”了。赵迺抟（字濂澄）则只得屈居在大厅旁边那间小室里。“统舱”除住单身汉外，还有一大用场，即是打牌的战场，那时已有了基本队伍，即孙、刘、戴、章、饶五将，不愁三缺一了。这时咖啡尚买得到，晚餐后，周、杨二位时常来我家聊聊天，喝杯咖啡。虽一间小小斗室，确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北大功狗”蒋梦麟（5）

据章廷谦《在昆明》记载，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的宿舍虽然小而拥挤，但一到礼拜六，大家买些蔬菜食物回去，连孩子们都盼着礼拜六快点到来，回乡下。住在城里的朋友们，也在休息日和过节的时候下乡来。“就请他们宿在也是我们大家的图书室、客室、饭厅、游艺室的一间两开间敞的草屋子里”。

蒋梦麟在联大办公时，住在昆明邱家巷二号。1938年12月17日，北大四十周年纪念，那天，借云南大学的会泽堂开了一个纪念会，会后，北大的教授们到蒋梦麟住宅聚餐。大家都期待着胜利，憧憬着马神庙北河沿一带的风物，看见彼此额上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唏嘘感叹。

自嘲是“北大功狗”

蒋梦麟一生的事业在北大，他说：“从1930年到1937年的7年内，我一直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的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在昆明，蒋梦麟也是殚精竭虑为了联大的团结和北大的发展，“和而不同”是联大胸怀，刚毅坚卓是联大校训。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所以能始终如一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原，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蒋梦麟。”叶公超也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抗战胜利前夕，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是由蒋梦麟引起的。1945年6月，蒋梦麟去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此事引起北大同仁不小的波动。早在年初，蒋去美国考察教育，遍访美国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此次访美能洽购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校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蒋在美期间即应就秘书长之职。此事他事前既未与北大任何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引起一些人的不满。

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郑天挺等教授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应辞职，建议在美国的胡适先生任北大校长。在胡未回国前，一些教授则主张应由周炳琳、汤用彤、郑天挺三人中之一人代理校长。但三人均表示无意此职。9月份，###决定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

1945年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言称：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的人士观察，“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蒋氏在北大的“谢幕”，未失他一贯的风度。［1］［1］马勇《蒋梦麟与北京大学》

至此，蒋梦麟与北大的缘分已尽，他走向了仕途，他执掌北大的经历已经化为记忆和往事。1949年，蒋梦麟和傅斯年都选择去了台湾。傅斯年在台湾逝世前曾说过：“蒋梦麟的学问虽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而我的学问及不上胡适，但办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