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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说文诂林》或是石印本《说文解字》，一页一页顺着翻下去，碰到他认为应该提出来讲的字就停下来讲，基本上是即兴讲课，就像平常聊天，学生倍感亲切。听先生的课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学术见解，而且还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态度、方法和风格，所以很多同学爱听先生的课。他的课程不仅吸引了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的学生，连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学系的沈有鼎也来听他的古文字学。可见联大学术空气之浓厚。

联大复原后，唐兰执教北大。1949年后，唐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1962年，北大中文系请他给本科高年级生开文字学，裘锡圭当这门课的助教。在裘锡圭的记忆中，他上课不带讲稿，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尽管没有讲稿，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1］［1］裘锡圭：《我与唐兰先生的渊源》2001年2月14日《中国文物报》

汪曾祺还提到其师唐兰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过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她写了好些首词。他也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常培说，‘写得很艳！’”让人想起汪曾祺写的《跑警报》一文，有个姓金的哲学系教授跑警报时，随身带一个保险箱，里边装着情书。而唐先生填的“艳词”在同事中传阅，丝毫不避讳。也让人想起联大的单身教授吴宓，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分发给学生传阅，并给学生讲解。心怀坦荡，感情透明，没有当作见不得人的隐私藏着。这在今天看来，令人惊讶。

唐兰天赋很高，精力过于常人，兴趣十分广泛，生活积极、乐观。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他在治学授课之余，与联大师生一起唱昆曲，逛昆明的旧书店、古玩店、制笔店，还与画家切磋，以此为乐。他酷爱书法，但不以书法家自居。1945年抗战胜利后，唐兰创作了很多书法作品，并在昆明举办了一次个人书法展览。展品从甲骨文到篆隶行楷，各种书体、各种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兴之所至，挥洒自如，虽不以功力见胜，却自有其意趣和强烈的个人风格，受人称道。他的书法是学者字，文气充沛，其深邃的学养融于书法中，是一般书法家所不能达意的。［2］［2］陈立言《唐兰先生的昆明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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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居士”刘文典（1）

师承章太炎，追随孙中山。营救陈独秀，驱赶章士钊。痛骂蒋介石，握手毛泽东。这是刘文典的传奇。刘文典的一生，风骨嶙峋，孤傲狂狷，特立独行。

刘文典留学日本时，向章太炎、刘师培学习国学。刘文典当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翻译英文电稿。执教北京大学时，参与营救陈独秀；1925年，在北京女师大风波中，参与驱逐###部长。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刘文典冲撞蒋介石，痛斥他是“新军阀”，气得蒋要枪毙他，被关押，后被营救出来；1946年10月，刘文典也曾为蒋介石60大寿写骈文祝寿。建国后刘文典是云南大学唯一的一级教授，1956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毛泽东同他握手谈话。

刘文典有清高孤傲的一面，也有“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的一面。他尝自称“狸豆鸟”；刘文典字“叔雅”，因“狸”、“刘”古读通；“菽”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我们来看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这位国学大家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1938年春，刘文典只身一人离别北平，在山河破碎的大地上，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独自辗转到昆明。刘文典千里走单骑到昆明被联大一度传为佳话。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时，刘文典还有一句豪壮的话语：“国难当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但在何兆武的《上学记》描述中，刘文典的话和他的行动不一致。何兆武回忆：“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