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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一个叫弗朗西斯·盖尔顿的科学爱好者是布罗卡最早的追随者，他用继承的一笔遗产资助不同的研究项目，包括统计学和生物学领域的。不久，他也开始测量人身体上的一切，尽一切努力科学地区分人的多样性，他周围的人都认为他行为古怪，不可理喻。在对人类的分类方面，他形成了个人的迷人的观点，而且他的观点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不矛盾。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达尔文绝非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他倾向于减少偏见。从他的一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他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由于生物的类属，是彼此平等的。但他的许多追随者不承认这一点，例如坚信“适者生存”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在19世纪后期一系列流传极广的读物和随笔中，证明社会等级是正当合理的。如果可以用科学来说明社会等级，那么它对文化差异也同样有效。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迷恋社会等级的时代，先是“强权就是公理”，然后，这些“强权者”认识到应当“科学地”定义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优生###动悄然兴起。

这个运动一开始极其幼稚。所谓的优生事实上指的是“好出身”（谁能对此持反对意见？），这个观点事实上古亦有之。例如，古犹太法《犹太法典》对男子有这样的规定：要求他们不惜卖掉所有的财产以娶学者的女儿为妻，这样会使他们的孩子聪明（学者女儿的聘金很高）。当时已是19世纪的后期，但优生学大受欢迎，其原因很复杂，而且明显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特有痕迹。能从遗传学这样的新兴学科以及自然人类学中找到与财富、身份有关的“科学证据”，无数人会着迷的。因此它一经兴起，便很快大为流行。

1907年，“遗传教育团体”在英国成立，这是盖尔顿引以为荣的一件事。它正式的目标是通过有选择地生育“适者”，以改善人类的基因库。它的影响迅速扩展到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文化特别倾心于那些通过应用科学知识以促使自我完善的理论。很快，“适者家庭”的竞赛遍及美国社会，谁的家庭拥有更多的声望和勋章，谁就是“最适者”。优生学的影响也波及欧洲，成为德国种族清洗的罪恶发端。

优生###动的初衷是促进社会教化，但它的作用很快被歪曲了，在1910年后的20多年里，它为美国强迫智力低下的人接受绝育手术做科学辩护。它也被用来解释不人道的种族歧视性的移民考试和名额限制（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极端贫困的东欧移民是文盲）。20世纪40年代，纳粹迫害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及其他“低等团体”时，也是利用优生学的原则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其“合理性”的。人类学在“实用性”方面似乎比任何学科都有优势。

因此不难理解，在纳粹的可怕暴行之后，为什么库恩极力表明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政治目的。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依然存着种族隔离的思潮，如果他在自然人类学的研究中加入丝毫的政治色彩，那已经开始愈合的伤痕会重新疼痛起来。与此相反，他认为自己提出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区别是客观的科学的事实。“不论消息好坏，不能责怪信使”，这便是他的初衷所在。但是他自认为客观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没有实验来证明他提出的基因假说。究竟人类的基因是如何描述人与人的差别的？

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1）

20世纪以前，对人类多样性的研究，只停留在肉眼所能观察到的范畴。布罗卡、盖尔顿还有欧洲和美国的生物统计学家们所做的不计其数的研究，在自然人类学史上被称为“收集”阶段——在一个学科开始发展的时期，还没有产生能对大量积累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系统理论。面对越来越繁杂的人类生态学的数据，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重新定义的遗传法则和已经收集到的遗传数据一致起来。人类的基因组成是确定的，显而易见有几十组（可能几百组）单独的基因，控制着基因的可变性。即使今天，对大多数基因的作用，我们仍然无法解释。来想象一下布罗卡的头盖测量研究，假如在两个毫无联系的地区所发现的头骨上，有同样的特殊隆起，是否可以说这是由同样的基因变异引起的？这些隆起表示同样的特征、同样的基因变异，还是偶然相似？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知道。

基因变异是研究人类多样性的关键，因为进化实际上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通俗地说，所谓的进化，就是指一个物种的基因组成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因此，为确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或者说他们是否属于同一物种，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基因。如果基因相同，那么他们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