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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并不等同于由统治力量支持的“正统”，“传统”中包含了多种成分的组合和与时为变的因素。历史中某些变异因素因为符合时代和人心的需要，使传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其自身就成为重要的“传统”。新文学运动不仅主要是反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尽管它也有若干矫枉过正的地方），而且促成这一文学运动的内在力量，也正是在以往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与封建正统文化相背离的变异因素。事实上，“五四”时代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许多主张在以前就曾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过，只是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态度更激烈、希望得到的解决更彻底；而在以前的文学发展中所出现的困难和反复，在“五四”时代及以后也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现。至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应当注意到这是当时人们出于自身需要主动寻求所获得的结果，这一事实其实可以证明中国文学已经发展到有能力汲取西方近现代文化营养以壮大自身的阶段。没有上述“需要”和“能力”，这种“影响”是无法单纯从外部施加的。所以，尽管新文学具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突变性，但它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连贯的一环。

二、我们主要从元明清文学的发展趋势来谈“向新文学的推进”这个题目，既是因为在时间上总是需要有一个断限，也是因为从元代以来与新文学相关联的变异因素的成长较为连贯和明显。为了下文叙述的方便，我们不妨把前面已经介绍的元明清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一简要的概括：元代文学一开始就摆脱了宋代文学以理智态度自我敛约的特点，走向情感的活跃与解放。这一势头在明代前期约一百年间受到封建专制文化的强大抑制，几乎进入冰封状态。从明中期开始，要求解放个性、积极表现自我的创造精神的文学思潮重新抬头，至晚明达到高峰，并获得丰富的成果。明末至清代前期，它再次受到封建正统文化的反拨和抑制。但这一次却没有达到明代前期的那种效果，晚明文学的种种特点在低潮状态中得到顽强的延续。这表明中国文学中的变异因素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浸染人心，不可能加以彻底清除。如此延伸到清代中期，发展成一个新的文学高峰。从晚明到清中期，虽然经历挫折和起伏，文学发展的步履艰难，但所获得的成果却是巨大的，它给中国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显著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李贽和龚自珍这两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前后呼应，对封建文化的黑暗与愚昧发动了激烈的攻击。而龚自珍的思想与文学在不同程度、不同意义上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陈三立、苏曼殊等一代风云人物。与此同时，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阶层因为种种矛盾的困扰，开始更为积极地关注和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元明以来在封建专制压迫下争取个性解放的历史潮流，为西方具有相似内涵而在理论上更为完整和鲜明强烈的学说所激扬，遂由此催发了从文学革命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然，强调“五四”新文学与元明清文学发展趋势的内在关联，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它作为“文学革命”的意义。因为在这两者之间，不是自然而然的渐进，而是出现了突变的现象。元明清文学的发展步履艰难而屡经反复，这是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农业经济、宗法制度、官僚制度三者相互联系地构成了专制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牢固基础和悠久历史，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产生的经济形态的变化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的变化，很容易被前一种力量所压抑、扭曲和改造。而且，中国历史也没有提供像古希腊为近代欧洲所提供的那种可以经摹仿而取代现存政治结构的模式。在中国自身的条件下，出现全国范围的社会变革和政治结构的重造，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元明清具有反传统思想的文人，一次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无法找到出路而感受到深重的苦闷。文学的所谓“变异”现象，也因而是缓慢曲折和不彻底的。经过清末以来数十年的变化，尽管社会条件依然不充分，但封建王朝毕竟崩溃了；知识阶层摆脱与政权的关系而选择自由职业的机会已普遍存在；科学与民主、个性解放等等，已不再是“西学”的概念，而被明确地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合理前景。在这种有力的支撑下，文学的变革得以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

下面我们再从一些具体方面来论析。

三、“五四”新文学运动最特出的表征是提倡白话文学①，其核心人物为胡适。在留学美国期间，他从各国文化的一般规律上意识到白话的优长：“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等等（见《逼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