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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又散一盘棋，骑马来看旧殿基。夕阳偏逢鸦点点，秋风只少黍离离。门道大内红墙短，桥对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无感慨，蜗庐僭用瓦琉璃。

一个曾经煊煊赫赫的朝代过去了，只留下破旧的残迹。虽然还有少数以遗民自居的文人依然在怀旧中生活，然而普通百姓早已淡然，明宫的琉璃瓦也被他们拿来盖在自家的“蜗庐”上。这一种对历史变迁的伤感和怅惘，和《桃花扇》有相通之处。

《桃花扇》剧本的创作，作者自谓始于未出仕时，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始成（见《桃花扇本末》）。它以复社（东林党后身）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南明弘光王朝由建立到覆灭的动荡而短暂的历史，从而也就写出了明王朝最后的崩溃。剧本的宗旨，作者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同时要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各有偏重的方面，作者在这两方面达到的深度有所不同。

南明的覆亡，正如夏完淳所言，是由于“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续幸存录》），在危急的形势中，统治集团中的各个派系无法以相互忍让的态度达成对外一致，使得有限的力量消耗在内部的争斗中。这里不仅有弘光帝、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私君，私臣，私恩，私仇”（《桃花扇·拜坛》眉批）的问题，另一方面，复社文人的以“清流”自居、意气用事，史可法的才能短绌、缺乏果断，左良玉在清人大兵压境之际为了内部矛盾而起兵“清君侧”，导致马士英抽调江北三镇与之对抗，都是导致南明覆灭的重要原因——左良玉用兵甚至是关键因素。孔尚任写《桃花扇》，曾对南明基本史实作过深入的调查与考证，在反映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乃至细节方面相当严谨（侯、李爱情故事则有较多虚构），使得这一剧作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剧性质，这是《长生殿》等写历史故事的作品无法相比的。它也确实揭示了南明小朝廷的混乱局面和激烈的内部矛盾。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作者把罪责几乎完全归于马、阮一方，不仅热烈赞颂了史可法，对复社文人及左良玉也多有美辞，经过这样的处理，剧本所反映的史实已经不可能是全面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对历史的观念化的解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仍旧采用“正”、“邪”对立的陈套来描述政治斗争；而孰“正”孰“邪”的分判，则是使用了官方的标准。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自杀身亡，仅隔一月，清军统帅、豫王多铎即下令为之建祠（见计六奇《明季南略》），此后清朝统治者一再对他加以褒扬，以达到笼络人心和彰扬忠节的双重目的。而马士英、阮大铖则是从《明史稿》起就被列为“奸臣”的（《明史稿》开始修撰的年代早于《桃花扇》问世多年）。所以说，孔尚任对于南明历史的描述，并不具有个人的独特见解；至于说歌颂史可法就是反清意识的表现，更是忽视了这种歌颂原本是山清朝统治者领头的。因此，《桃花扇》在理解政治方面，并不能提供给人们多少深刻和新鲜的东西。

在中国旧时的文化传统中，特别是在孔尚任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想要摆脱“正”、“邪”对立的套路来描绘政治斗争，这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们并不苛责孔尚任，而只是反对不合事实的夸大。实际上，孔尚任还是有他相当高明的地方：他在描写“正”、“邪”或谓“忠”、“奸”斗争时，并没有像以前的《鸣凤记》、《清忠谱》那样，把人物的性格在道德意义上推向极端，以致完全失去正常的人情；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桃花扇》核心主题的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并不只是纠结在“正”、“邪”对立的斗争中，而是更多地关涉人和变化着的历史环境的关系。从时间点来看，《桃花扇》问世时距明亡五十多年，一方面，清人的统治已完全稳定且显示强盛之势，从正面描写明亡的历史已不致对统治者形成太大的刺激（作者特意在开场戏中对清人大唱颂歌，也有进一步消除这种刺激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社会上由明亡所引起的悲愤和强烈的反清情绪已逐渐平静，但人们怀旧的心理依然很浓厚。特别是对许多文人士大夫来说，他们的生存价值原来是和明王朝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明清易代的事实已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他们不能不产生一种人生失去依托的感觉。对于社会中一般人而言，明清之际的历史变化也是非常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