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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的女装店。雨丝隔着的街景里，一直在想：如果周末能够逛逛时装店，想来会是一种女人的幸福吧！那怕不买，看看试试也是很快乐的，那么遥远的回忆了，想起来觉得很奢侈。

小猪的衣服，都旧了，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买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跟不上流行，旧衣服也就依着我，相依为命。这一份生命的妥贴和安然，也是好的，很舒服。候车室里买了一份《传记文学》和《天下杂志》，看见中文的《汉声》，虽然家中已经有了，再见那些米饭，又忍不住买了一本。这本杂志和我有着共同的英文名字，总又对它多了一份爱悦。

“你的头发短了两寸。”卖杂志的小姐对我说。

我笑了笑，很惊心，头发都不能剪，还能做什么？卖杂志的小姐，没有见过。

剪票的先生顺口说：“又走啦！”

我点点头，大步走向月台，回头去看，剪票的人还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笑了笑。

那一班午后的莒光号由台北开出时很空，邻位没有人来坐，我将手提包和杂志放在旁边，小猪请它搁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块枕头布翻到后面来，上面印着卖电钻工具的广告，位子前，一块踩脚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几个送别的人微笑着向已经坐定了的旅客挥手，不很生离死别。

月台上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拎着伞和皮包定定的望着车内，走道另一边一个大男孩子，穿灰蓝夹克的，连人带包包扑到我的玻璃上来，喊着：“回去啦！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听到了没有，不回去也不摇头，她没有特别的动作，只是抿着嘴苦苦的笑了一下。“写信！我说，写信！”这边的人还做了一个夸张的挥笔的样子。这时候火车慢慢的开了，女孩的身影渐渐变淡，鲜明的，是那一把滴着雨珠的花伞。

车厢内稀稀落落的乘客，一个女学生模样的孩子坐得极端正，双手没有搁在扶手上，低着头，短发一半盖在脸上，紧并着膝盖，两脚整整齐齐的平放在踏板上，手里的书，用来读，也用来盖住脸——那本书成了她的脸，上面写着《音乐之旅》。身边又靠了一本，是《观人术》。

她的两本新书，我都有，这个景象使我又有些高兴，顺便又观察了她一眼。这个孩子是一枝含羞草，将自己拘得很紧张，显然的孤单，身体语言里说了个明明白白。火车，对她来说，是陌生的。

告别那个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里一直把玩着一个卡式小录音机，开开关关的，心思却不在那上面，茫茫然的注视着窗上的雨帘。

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火车缓慢的带动，窗外流着过去的风景，在生命的情调上来说是极浪漫的。火车绝对不同于飞机，只因它的风景仍在人间。

车到了桃园，上来了另一批挤挤嚷嚷的人，一个近六十岁的男子挤到我的空位上来，还没来得及将皮包和杂志移开，他就坐了下去，很紧张的人，不知道坐在别人的东西上。那把湿淋淋的黑伞，就靠在我的裙子边。

我没有动，等那个邻位的人自己处理这个情况。他一直往车厢的走道伸着颈子张望，远远来了一个衣着朴素而乡气的中年女人，这边就用台语大喊了起来：“阿环哪！我在这里——这里——”那个女人显然被他喊红了脸，快步走过来，低声说：“叫那么大声，又不是没看见你！”说着说着向我客气的欠了欠身，马上把那把湿伞移开，口里说着：“失礼失礼！”那个做丈夫的，站了起来，把位子让给太太，这才发觉位子上被他压着的杂志。

上车才补票的，急着抢空位子，只为了给他的妻。我转开头去看窗外，心里什么东西被震动了一下。那边，做丈夫的弯腰给妻子将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脱下了西装上衣，盖在她的膝盖上，做太太的，不肯放心的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语：“没位给你坐，要累的，没位了呀！”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后有空的，打算换过去，叫这对夫妇可以坐在一起，这样他们安然。

没有空位了，实在没有，中年的丈夫斜靠着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说：“你睡，没要紧，你睡，嗯！”

我摸摸湿了一块的红裙，将它铺铺好，用手抚过棉布的料子，旧旧软软的感觉，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适。那个相依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车，窗外，是自己故乡的风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红砖房，看成了母亲的脸。

扩音机里请没有吃饭的旅客用便当，许多人卖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