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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了，她的信堪称爱情史上的一篇光辉文献：“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热泪盈眶，咬破食指，写下一个鲜红的“诺”字。

在狱中苦熬时光的汪精卫没想到革命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各地响应，清王朝土崩瓦解。风雨飘摇的清廷赶紧宣布只要有人保释，政治犯可立即释放。刚刚从家乡东山再起、满心长远盘算的袁世凯主动做了头号政治犯汪精卫、黄复生的保释人。1911年11月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重获自由，北京各界一千余人涌到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英雄出狱。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

这对革命情侣的故事无法慷慨淋漓写到底，原因众所周知：抗战中，汪精卫、陈璧君叛国投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时任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目睹日军的强大、中国国内各军事势力的不团结和抗战代价的惨重，对抗战前途十分悲观，思想逐渐倾向所谓“和平救国”。在和日方暗中接触商谈多次后，他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脱离抗战阵营，投向日占区，与日本合作，发起“和平运动”，以实现“曲线救国”。

这个决定之后的汪精卫，在中国人眼里，就再也不是当年满腔热血的英雄义士汪精卫了。他的一生，大英雄与大汉奸，如此判然划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陈璧君等家眷和部下飞离民国战时陪都重庆，抵达昆明；19日，汪精卫等飞抵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著名的“艳电”，正式投向了日本。

“艳电”以向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提“建议”的方式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