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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达尔文在德国的拥护者。甚至在平静的荷兰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达尔文的朋友古生物学家法更纳，把自己同法国博物学家、迪戍的动物学教授勃留列谈话中很有趣的细节通知了他（一八六四年）。勃留列询问法更纳对达尔文学说的真正意见。使勃留列感到绝望的是，他的学生们，法国的青年们，除了达尔文学说外，什么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而他这个可怜的人却不了解达尔文。

新学说胜利的第二个标志是，反对达尔文的发言表现出另一种性质。德国人凯利克，作为进化论者反对进化论者，于一八六五年第一个发了言。他并不批驳进化论，而是反对作为进化论原因的自然选择，并得出了自己的解释。这就表明，已经很难坚持物种静止不变的看法了。不达塞治威克那样以陈词滥调批评达尔文学说的那种攻击仍在进行。因此，在凯利克发表文章的同时，法国又出现了巴黎科学院常务书记生理学家佛鲁兰斯对达尔文的批评。与其说他是从证据方面对达尔文学说进行分析研究，不如说他要表达他对达尔文的愤怒的心情。

赫胥黎在专门的文章中对这两种批评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凯利克在批驳自然选择原则时，为了解释进化论，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在整个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规律”。当然，这种解释只是一种虚构的解释，或者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词语，使人不禁又想起赫胥黎提出的意见，科学界人士理解“规律”这个词正象信教的人解释“创造”这个词一样。赫胥黎毫不费劲地把这两人全部驳倒，在给达尔文的信中，他有权把这一点告诉他：“请您在您的印第安式的小屋中挂上两个头发盖”。

达尔文亲自把自己的理论清楚地分成了两个部分：关于自然选择的学说和关于进化论的学说。虽然关于这一点正如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当自然选择对进化论加以简单和有说服力的解释之后，进化论才能得到承认，但是他还是认为进化论无疑要比自然选择重要的多。

为捍卫进化学说，达尔文一反常态，第一次冒险参与了报刊上的辩论①。“科学协会”于一八六三年就卡本德《根足虫纲研究绪论》一书发表了书评。卡本德在他的著作中，确定了近代有孔虫目如绝种的有孔虫目之间的遗传联系。卡本德在评论者的说明中，作为达尔文的忠实信徒，维护了进化学说，按达尔文的说法，而评论者本人却是本着德国自然哲学的精神，以“奥温式的方法。”来说明“异源性”，即说明物种是一下子形成的。评论者说卡本德并不是以一个独立的研究者，而是以一个盲目追随达尔文的人来行动的，对于这样一个评论者的意见，书的作者是不悦的，因此投书杂志编辑部，抗议对他的著作作其他解释，同时指出，他的结论的最后是反达尔文主义的：原发型后代虽然脱离了自己的祖先，但还是根足虫纲。

①我在这里应纠正我在《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斗争》一书（第二版第65页）中所犯的错误。我在提到查理·达尔文亲自参加由他的学说所引起的辩论这件事情时，援引了达尔文本人在1863年4月17日给虎克的信中的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采取这种步骤，也是最后一次”）所以达尔文参加辩论似乎真的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实际上他还不止一次地利用各种理由投书报刊，特别是投书《自然》杂志。

达尔文在给虎克的信中以赞扬的口吻提到卡本德给编辑部的信，同时又讥笑地补充道：“……我觉得，他写那封信是为了表明，他虽然接触到了松节油，但并没有被污染”。达尔文参与了这次辩论，并亲自给“科学协会”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在向异型有性世代交替进攻的掩护下”，列举了许多被他的学说“用推理的方法联结起来”的事实，并且用“当异型有性世代交替的辩护人也同样能把大量事实联结在一起，只有在这时他才能找到对他的完全尊重，找到耐心的听众”这样一些话结束了这封信。他在列举有利于他的理论的事实时，竭力驱散他的拥护者们的发言（卡本德的信和第一次出版的赖尔的《人类的古远性》）可能留下的不良印象。

因为“科学协会”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答复这封信，所以达尔文认为自己不得不对这篇文章再次作答，第二封信是用下面这几句话作为结尾的：“博物学家究竟同意什么样的观点呢？是同意拉马克的呢？还是同意若夫鲁亚·圣一伊勒尔的或者《创造的痕迹》的作者的？是同意华莱士的观点呢？还是同意我的观点或者其他一些这样的观点？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他认为物种是由其他的物种产生的，而不是形成后就一成不变。因为凡是接受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