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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藉文学才能而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这一现象，是先秦时期所未曾有过的，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则成了常态。汉代这一种文人群的出现，有一个发展过程。西汉初，中央集权与分封制同时并存，战国时代的风习还残留在人们的意识中。那些诸侯王像战国诸侯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宫廷中收罗士人；那些士人也像战国游士一样，投靠诸侯的宫廷，以自己的一技一能为之服务，作为谋生的手段。但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汉初的诸侯王已不具有战国诸侯的独立地位，也不愿或不敢以“富国强兵”为号召。因此，他们宫廷中士人的任务，也不能像战国时代那样，以外交、军事等活动为君主谋取霸权。他们只能从纵横之士向宫廷文人转化，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议、批评。枚乘、司马相如，起初都曾在梁孝王宫中担任过这种角色。武帝对辞赋文学特别喜好，即位后，便大力收罗这一类文人到中央宫廷来。枚乘死在受召入宫的途中，他的儿子枚皋代替了他。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叹赏，以为是一位古人，恨不同时，一听说他还在世，马上把他征召入宫。此外，如东方朔、严助等人，都是类似的情况。这一群文人，有的也有文学以外的才能，担任过文学以外的职务，但他们之所以被赏识，得到任用，完全是因为文学的关系。这同战国游士，乃至西汉初诸侯王宫廷中士人的身份，已经有了根本改变。完全可以说，在武帝的宫廷中，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群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致到东汉以后，文人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宫廷；开始出现在社会中活动，以作品表述自身思想情感而不再只是取悦于君主的文人。

具体表现之四，是由于辞赋的兴盛，作品的增多，汉代初步出现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在《史记》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论及儒学及一般学术时，多用“文学”一词；在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意义时，多用“文辞”或“文章”。如《屈原传》说宋玉等人“皆好辞而以赋见称”，“辞”就是“文辞”的简化用法。《汉书》中也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公孙弘传》）。这种区分虽然不很清楚，但却是很重要的。

以上四点证明：在汉代，以辞赋的创作为中心，文学的价值确实开始受到重视。但同时也需要指出：这种重视的程度依然是有限的，并且是受到其他价值观的束缚的。至少在理论上，文学还没有被承认具有完全独立和高尚的价值。

汉代文学的主流是辞赋。汉代人对辞赋的价值发生许多争论。我们看到：持对立意见的双方，都是从儒学的观念出发，肯定或否定辞赋具有政治与道德上的实用价值，而不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里司马迁肯定司马相如的赋，是认为它能“引之节俭”，而把华丽铺陈的部分贬为“虚辞滥说”。汉宣帝也说：“‘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者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汉书·王褒传》）

汉宣帝较司马迁更通达些，他把辞赋的“辩丽可喜”也肯定了，但却认为这是辞赋价值“小”的方面，而“大”的方面，仍然是“与古诗同义”的“仁义风谕”，也就是道德作用。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司马相如赋的所谓“引之节俭”部分，只是附加上去的一条细小的尾巴，以求在表面上归顺于儒学思想。它的主体部分，却是所谓“辩丽可喜”的“虚辞滥说”。无论作者还是欣赏者，真正感兴趣的也是这一主体部分。也就是说，赞成辞赋的人，他们的理论根据同内心爱好是矛盾的，他们赞成的立足点是虚假的。

这种矛盾和虚假，西汉末的扬雄早就看穿了。他早年写过不少赋，晚年“改邪归正”，指出司马相如的赋是“劝百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劝而不止”（《汉书·扬雄传》），实际上起了鼓励而非批评的作用。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对赋的否定，认为在孔子学说的殿堂内，不容辞赋立足。

无论肯定或否定辞赋，从儒家的教化实用价值至上的观念来要求文学，当然会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丰富造成限制。如果《西京杂记》一段记载真实可信的话，那么司马相如本人对辞赋的特点及其真正价值是比较清楚的。他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