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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用现在的话说，这不但拒绝了贿赂，而且还把行贿者给曝了光。还是在1915年，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文章，批评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做法。袁世凯得知这一情况后，赶紧派人找到梁启超，要以20万元巨款买下此文。当时的20万元巨款超过现在上千万人民币的购买力，但梁启超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随后又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了护国运动，最后终于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十年之后，1925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对军阀张作霖，并促成了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他在《京报》上不断地发表通讯和评论文章，揭露张作霖的罪行。张作霖慌了神儿，赶紧汇30万元巨款给邵飘萍，想以此让邵飘萍“封口”。可是，邵飘萍断然拒绝了，他不但把钱退回了，而且还说：“张作霖出30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让张作霖非常气愤。张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1926年4月，张作霖攻占了北京，邵飘萍果然被杀害了。

将民国时期军阀们收买报人和报馆的做法与今天的“封口费”事件作比较，我们不得不感慨：现实和历史何其相似乃尔！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捂住”，不要让外界知道，为此就要想方设法收买记者。面对金钱的诱惑，总会有一大批人放弃原则和操守，成为“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这一点也是古今一致的。还有一点一致之处是：金钱固然可以收买一些人，但它永远不能收买所有的人。真正的新闻人不会为了“封口费”就泯灭了良知，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他们一定会秉笔直书，让人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当年有一批新闻人拿了袁世凯的干薪和红包，对袁世凯搞起了“有偿新闻”，但是，史量才站了出来，他一个人就把这场精心策划的把戏全揭穿了，他一个人就破坏了一个大军阀和一批无良报馆之间的共谋。今天的“封口费”也与此类似，一批没有操守的记者拿了干河煤矿的“封口费”，可是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拍下了双方交易的照片，中国青年报随后的报道揭开了新闻界这耻辱的一幕。正因为有了良知和正义的坚守，所以我们才不会对未来过于悲观。

我们当然要进行反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记者去拿“封口费”？他们的新闻理想和职业操守到哪里去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刚刚踏入新闻界的时候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学习新闻史的时候，他们佩服梁启超、史量才、邵飘萍等人，甚至还立志向这些人学习。可是慢慢的，一些人就蜕变成了拿“封口费”的角色。在转变的过程中，他们个人的因素当然是主要的，但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我一直认为，金钱对新闻的腐蚀远不是最主要的，目前对新闻最大的干扰仍然来自强权势力。“强权新闻”和“强权不新闻”对中国整个新闻事业的摧残和伤害才是最致命的。中央电视台的敬一丹曾经跟*总理说过，“焦点访谈”的许多批评报道胎死腹中，被“说情”掉了。能够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去“说情”的，会是凡夫俗子吗？显然不是。中央电视台尚有这样的遭际，地方媒体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

当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常常“不得不”向强权势力屈服的时候，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其实就已经受到严重侵害了，新闻记者的理想和激情也随之受到了挫伤甚至是玷污。理想和激情丧失殆尽之后，职业道德的底线被突破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理想和操守往往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没有操守，理想很难实现；没有了理想，操守很难恪守。

现在的新闻记者，一部分需要被监督以恪守职业操守，更大的一部分则应从前辈那里汲取精神力量，自我提升，重新背负理想与激情上路。

选择合作者的智慧（1）

文幼章（1898——1988）是加拿大的一位传教士，他出生在中国的四川，12岁的时候回到加拿大读书，1925年的时候又来到中国，长期在四川传教和教书，很有声望。1934年，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江西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企图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这项运动先在江西发动，随后推向全国。1939年，蒋氏夫妇到四川抓新生活运动，他们要物色一个熟悉四川情况、有一定社会声望的外国传教士当顾问，当地的基督教组织推荐了文幼章。于是，文幼章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