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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长进行动员，自始至终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老大难，多少有些人生阅历的成年人，不像单纯热情的青年容易为形势所左右，何况事关自己的子女。并且家长包括了社会各种阶层、各种职业的人，认识、觉悟当然不会一样，所以，1955年###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提出应分别对待三类不同的家长：一类是农民家长，应该让他们劝说和鼓励自己的孩子在不能继续升学时，愉快地回乡务农；一类是市民家长，应该告诉他们，孩子并非只有升学这一条出路，另外的出路是就业，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包下来；一类是干部家长，他们应该懂得，谁也没有特权，升学并不高于一切。叶圣陶还向家长们呼吁，如果孩子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中国青年报》，1955年8月18日。。

将干部家长特别提出来，已经透露出干部家长工作难做的信息。但当时党风尚端正，中央对干部约束尚严，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后来那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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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1）

国家希望中小学毕业生体谅国家不能多办学校的困难，为国家分担压力；国家还希望有文化的青年回到农村去，成为国家在农村贯彻各项政策的得力助手和骨干。而青年希望国家为他们的前途和幸福提供保障，希望国家尊重他们个人的选择。这就是当年常常谈及的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贯穿始终的矛盾。

国家当然希望青年能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也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必提的原则。但国家不能强迫，只能号召和说服，而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口号，一种理想境界，一种努力方向固然可以，让它成为个人行动的真实动机并付诸实施则困难重重。人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利益，说白了，谁也不肯无偿牺牲，即使青年可以，在家长那里也行不通。当时有人针对青年提出的发展个性和选择个人前途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

既然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所有的青年都上中学、大学，我们在工作岗位上，要发展自己的个性，就应该承认这一客观现实，在工作中努力学习。

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条件，而要求升学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不可能达到的马铁丁：《“个性自由”及其他》，《中国青年》，1954年第4期。。

当时的青年中，也有人直率地表示过自己的看法：

当然，参加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但是也包括着自己；既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为什么不能为了人民也为了自己呢？如果有人说：“我完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不想什么个人生活享受问题”，那好吧，每天什么也不给他，或者是原来每月是一千分，现在每月给他一百分或几十分，他管保不满意或提出质问。因为过美好的生活是人的理想，也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谁都有权利得到它，更有权利想到它。李楠枫：《谈谈我的认识——马铁丁同志复韩燕同志的信读后感》，《中国青年》，1956年第1期。

这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举行的关于“不安心农村工作是否情有可原”的讨论中，“少数”青年发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被大道理驳倒，但光有大道理却不能吸引青年动身。

唯一的办法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好处结合起来，这是关键。

可是回乡务农有什么真实的好处呢？当然，从长远来看，国家利益与个人前途是一致的。国家富强了，人民才有幸福生活可言；农业上去了，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但这个道理太大，与每个人的关系太远了。近一点的，是宣传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范例是苏联的集体农庄。国家告诉青年，只要我们努力奋斗，不出几年，我们的农村也会像苏联的一样美好：“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农民就要坐在拖拉机的驾驶盘后面耕地，田野里的牛叫声要变成汽笛声，山要变矮变绿，总之，一切都是越变越美、越变越好”《既不开夜车，也不放松学习，许多学生作好升学就业两种准备》，《河南日报》，1957年###日。。这的确打动了不少青年，很多人就是抱着对家乡未来的美好期望，回到农村去的。

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对于如此贫瘠落后的农村能在几年之内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半信半疑，他们还希望得到更切实的东西，国家很明白这一点：青年关心的是自己的发展前途。前途是有的，有人可以培养成干部，有人可以成为技术人才，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如此，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