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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改造谁（2）

这个理论看起来冠冕堂皇，但知识青年只要到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就立刻会产生与这一理论相悖的各种疑问，这常常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危机，结果必然是信仰根基的动摇。

（一）向贫下中农学习什么？

上述一整套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知识青年若要革命化，就必须与农民相结合。1967年12月，毛泽东更将这一理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叫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于回乡和到农村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到农村后，最感困惑、最难以接受的，往往就是这一点。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让我们向农民学习什么？”一位高中毕业生在写给他的中学老师的信中说：

农民个个互相包庇，互相嫉妒，互相打击，互相气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说话粗鲁，极端低级，吵嘴打架，消极怠工，干活拣轻怕重，还不讲卫生。这种生活环境我无论如何也过不惯。从这，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话多么深刻了。要提高农民的觉悟真是不简单的事哪！

这封信写于1958年初。显然，1964年以后，报刊上是不会再公开发表这样直率的文字了。但即使后来树立的知青典型，也仍然存在这一问题。黑龙江省的知青典型胡建良在回忆自己初下乡的经历时，是这样说的：

初到那里，我看到的尽是些落后现象。比如，有的人干活收工时，随便拿队里的土豆、胡萝卜；有的人干集体活不积极，起早贪黑地在小块荒地里打转转等等。看到这些，我觉得这里的农民真是“自私、落后、保守”，和我在小说里、电影上看到的农民差远了，没有一个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也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和曹茂林那样值得学习。

不必再多举例子，因为每个下乡知青，都有过同样的体验。

既然证明农民比知识分子更革命、更进步，是让知识青年向农民学习、与农民结合的必要前提，这个问题就非解决不可。对于上述的前一封信，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回复的公开信是这样说的：

农民的确是有缺点的，但是，你把农民的缺点过于夸大了，你在上面所列举的有些缺点，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不是存在的更严重吗？何况，农民虽然有缺点，但是，他们是劳动者，是生产者，是自食其力的人，是为人类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劳动者和生产者正是农民最大的特点，他们的优点是：诚恳、朴实、敦厚、勤劳。你应该首先学习农民身上这些最主要的品质。谭启龙：《在农业劳动中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复焦洪瑞同志》，《中国青年》，1958年第1期。

这是1958年的说法。再看1966年初的：

一些知识青年在下乡之前，从道理上也知道农民群众很伟大，有许多优秀品质，可是到了农村以后，却又觉得农民自私、落后，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农民。农民，主要是占农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他们在旧社会受苦最深，因此，在农村中，他们最革命，他们最听党的教导，他们热爱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为什么有些农村知识青年看不到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呢？胡建良同志的亲身体会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是个思想感情问题。在你还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以前，总是容易看到一些表面的、个别的现象……但是，在你真正从思想感情上和广大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才会真正了解他们，对他们可贵的优秀品质，就能看得清了……胡建良：《我向老贫农学习了什么？》一文编后记：《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的关键》，《中国青年》，1966年第6期。

谁改造谁（3）

上述两段话中回答的三个问题，正是解放以后始终存在于理论上的几个误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所以他们最有阶级觉悟，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决。事实上，这是把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获得一些实际利益后所产生的“感恩”思想片面地拔高了。

朴素的阶级感情并不能代替马列主义觉悟，何况这种所谓阶级感情，常常也只是宣传中一厢情愿的说法。只是在当时，谁要敢对这种论调产生怀疑，马上就会被扣上“思想感情有问题”甚至“立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