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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了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里会因为交作业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某某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十六篇了！”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待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4）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此时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

1958年元旦过后，全校开始转入“大辩论”。第一阶段辩论“工农之间是否存在差别”。我对此不感兴趣，认为问题很简单：目前国家经济条件差，农民的收入还赶不上工人的收入，但我们的制度将保证逐步缩小并最终消灭这种差别。我没有在辩论会上发言，心里却担心会被看成是“只顾读书，不问政治”的人。

我这种担心竟不自觉地表露出来。1月14日一个冷冽的早晨，呼呼的北风象一只冰冷的手，一下从领口上直伸到脖子里，令人一路直打哆嗦。幸亏我上学是顺着风走，就把衣领竖起来，双手插在衣袋里，象鼓起一张船帆让寒风推着向前。偶而一阵旋风过来，会把我打得晕头转向，直到走进校门，才定下神来。迎面恰巧遇见团支书，他是我入团介绍人，我一向尊重他。不知是寒风把他的脸冻成硬绑绑的，还是他对我在“大辩论”中沉默不语真有意见了。看他一付严肃的样子，我顿时心里感到一阵不自在，竟冲着他说：“不能光看一个人是否到处找材料，就断定他是不是积极参加大辩论。根本问题没有讲清楚，凭一组数字，几个事例就肯定工农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这怎么行？就算一时被你说服了，以后再听到或看到工农之间确实存在差别，又该如何解释？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应该尊重客观情况。不是我们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光想听好话怎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