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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者可取，而对于有志从政的人来说，并不可取。

第三章　渔樵评弹（4）

也是三国，另有一则相当好的读书态度，我指的是官员的读书。

蜀汉大司农（财政部长）孟光，向刘禅的老师郤正了解太子最近在读什么书，学识有什么长进。郤正回答说：“太子对父亲很孝顺，有古世子之风；接待群僚，也很有礼貌。”孟光说：“这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都能做到的，我问的是，太子治国的本事如何了？”郤正认为，太子既能做到忠孝，又懂礼貌，就不会乱来，而智调权略，藏于胸怀，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怎么会知道？看样子，郤正有点生气。

孟光知道郤正一根筋，得点拨点拨他。于是说：“我这人说话很直，你不要介意。现今天下大乱，应多教些谋略方面的东西，这才是当务之急，才可以在强手如林的乱世中存身。储君读书，哪能像我们一样，竭力博识以待访问，如博士探策讲试，以求爵位邪！”郤正认为有道理。

孙权没明说的话，孟光直捅捅地说出来了，吕蒙通过读书读懂了孙权的意思，鲁肃也观察出来，所以才和吕蒙拜把子成兄弟。而郤正也转过弯来，可惜刘禅扶不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或者有人要说，这不是教人学鬼吗，明摆着厚黑学嘛。确实是。然而，不鬼点，能上史书吗？或者这样说，能上史书的，都是极鬼的人，不管好人还是坏人，问题是怎么一个鬼法而已。朝中好人要都老实得一根筋，跟坏人斗不起来，也不禁斗，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权谋萧杀。只是所谓的好人与坏人，他们的人生底线不同罢了，或者纯粹为了功名利禄，或者为了人间正道。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丁卯，皇帝给大学士杨士奇等的上谕中说：“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此中深意不知当今的为官者能否明白。

读史的态度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后人的实录，连君王本身都无权过问，这个职责如今的记者担当了些。那些在台上者，春风得意时指点江山，身陷囹圄后涕泣自陈，都是白纸黑字，不啻又是一个实录。

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也有为尊者讳的。秉笔直书者进而掉了脑袋，这样的例子不必再举。而后人也不必因为有为尊者讳的地方，便疑及整个二十五史，相反却应该从曲讳的地方探出隐情，才是正经的读史态度。

东晋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时事。权臣桓温见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一战确实失利，但也不至于像你的父亲所说的那样。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枋头，在今河南新乡东北，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与慕容垂在此交战，惨败。恼羞成怒的桓温终于亮剑，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

这时孙盛已老，在家安度晚年。可脾气依然是那个脾气，方正严厉，一丝不苟（“性方严，有轨度”）。儿子们虽然也年过半百，但孙盛对他们的管束一点都不放松（“待之愈峻”）。因此，当儿孙满堂跪在孙盛的面前，哭喊着求他改几个保命的字时，孙盛就是不肯，不但不肯，还将他们骂了一顿。没办法，诸子遂私改之，保住项上人头要紧。

孙盛估计也没老糊涂，见子孙们突然不吵了，不哭不闹了，而桓温的侍卫也没有破门而入，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孙盛也不吭声，装作不知道。原来，他事先已抄写别本，传之外国。及东晋孝武帝即位，购求异书，辽东人将别本呈上，与当时流行的删改本不同，遂两存之。

唐太宗要看《起居注》，担心有什么不良的言行被载入史册，褚遂良不肯。唐文宗要魏谟拿《记注》给他看，魏谟也不肯。吴兢写《则天实录》，语涉宰相张说不光彩事。身为宰相的张说暗地里恳求吴兢改数字，吴兢就是不肯，说：“若徇公请，则此史不为直笔，何以取信于后。”

史上确也曾发生过以写书做交易的事，就如现在的记者做有偿新闻。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凭自己的喜好褒贬人物，还大言不惭地对人说：“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话讲得很露骨，然而时人终是不服，谓之秽史。

即使如前四史之一的《史记》，鲁迅先生盛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王夫之也对其提出批评，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此“忠”，不是不忠诚，而是指没能信守史官的职责。表现之一，即是司马迁对李广与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