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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一书“臣光曰”多达一百多篇。《通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开篇，司马光写了第一篇“臣光曰”，毛泽东评论说：“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司马光的用意也在里面了。

《通鉴》一书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也有相当详细的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鉴》善写战争，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其写三国赤壁之战，有别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多着墨于战前的运筹帷幄，堪称经典。

司马光的文风师承西汉，这也是促成《通鉴》一书之所以“粉丝”如云的重要原因。尽管书局三人各有分工，但最后的定稿一出司马光的手笔。因此，《通鉴》一书最能代表司马光的文笔风格。王安石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朱熹也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米饭天天吃，没有腻烦的时候，缘于它接受阳光雨露的自然。以故后来的学子们不但读其中的故事，而且把有些章节当经典名篇来背诵。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仅《通鉴》一书就选了11篇。

中国人之所以有皇皇二十五史，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借鉴往事以知照当下。姑且不论周作人的是非，仅就其说历史的一段话就相当有见识，他说：“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苦口甘口》）周作人推介《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总须要有一书经目，于己也有好处。司马光编著《通鉴》的用意也本于此。他在《通鉴》卷69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其中自言写此书的目的时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所以是书除写帝王将相外，还写了很多高风亮节的人物，又详写许多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因此，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不佞一介布衣亦喜史书，以《通鉴》为甚，除读书之趣外，也是想开开蒙，拓展视野。胡三省建议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余便是这样的“饮河之鼠”，一路读来，有感于心便发而为言，得读书笔记274张，随后的日子便将之一一厘为心得，几番作过修订，终成此卷，“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司马光《进通鉴表》），还望方家教正。

刘义光

己丑年春三月于中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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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百年皆客（1）

1。韩非的“叛逆”

韩非主修刑名之学，最终自己却被无情地套上了枷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比如作茧自缚的商鞅，使后来的士子们不得不步履谨慎起来。作为悲剧性的人物，韩非一生钟情的学术主张，如一杯酒，练就了他的人生性格和人生信条，而最终，这杯酒却成了为他壮行的最后晚餐。

韩非子，韩国的贵族，和秦国后来的丞相李斯是同学，师从荀子。按理说，六国多辩士，不说口若悬河，口齿伶俐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夫，可是我们的韩非却偏偏患有严重的口吃——命运跟韩非开起了玩笑。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秦王嬴政只要轻轻推开函谷关，映入眼帘的，便是挡路的韩国，挡住了秦军千万虎狼之师的东进之路。家门口有块石头，换谁都会不爽。于是，秦王的剑锋便直指近邻。

而韩国国内，韩王的做派和大多数国君一样，无非酒池肉林，把一些正直之士当作眼中钉。因此，戏剧性的情况便出现了，当边关吃紧时，韩王才慌忙想起那些大臣大将们都在家抱小孩呢，于是临时征调他们去挡一阵子。要是嬴政稍打一个盹，他又温柔富贵乡去了。有这样的国君，可以想见韩国的局面。

韩非要是也跟大多数公子哥似的，没事哼个小曲，遛个鸟，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他自己的主张与抱负。眼见韩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不仅仅是忧虑，而且是忧愤起来。他多次上书韩王出谋献策，洋洋洒洒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诸如《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