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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对主考官来说，这只不过是“平常事”一件。

就算国家“大事”，也是一样。

的确，有的“大事”，也是“重要事”。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战役、重大的改革，都如是观。

但大部分的“大事”，却不如何重要，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些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些震惊天下的变局，乃至一些血肉横飞的斗争，只不过是一口井里的风波，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雷纯是给吴其荣办“大事”：“大事”使惊涛书生觉得自己很重要。

可是这些大事其实并不重要：一如皇帝任命童贯、朱励等去江南运办“花石纲”，他们觉得都是何等风光的“大事”，但在历史的评价里，那只不过是“丑事”而已。

——其实，纵办不成这些“大事”，对六分半堂和雷纯也依然无损。

办成了，自然最好不过。

如果是举足轻重、定判成败的重大事，雷纯当然在委派上自有分寸。

而且她会先征询狄飞惊的意见。

狄飞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已弄清楚了雷纯的策略，如执行计划的方式；他又用了很少的时间，已适应了雷纯的方式与风格；他也只用了极有限的时间，已弄明白了吴其荣的个性和雷纯任用他的办法。

他理所当然也责无旁贷的去配合雷纯——一如他去配合雷损一样。

于是，吴其荣在“六分半堂”里继续去办他的“大事”：当然，有时也常办“急事”。

人的一生，多办的是“急事”，但“急事”不见得就是“大事”，更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像要“如厕”、“吃饭”、“服药”、“喂（孩子吃）奶”、“洗衣”、“耕种”、“工作”、“购（日用品）物”、“应酬”等等，就是“急事”，但完全不能算是什么“大事”。人的成就，八成以上要押在去办“重要的事”里，而特别大成功的人还得办成“大事”。可惜，一般人的时间，多浪费在琐碎的“急事”里，“急事”、“琐务”愈多，能花在完成“重要事”、专心在“大事”上的时间和心力愈少，自然成就也就愈低了。

这是很遗憾的事。

惊涛书生自从在水晶洞里习成“活色生香掌功”和“欲仙欲死掌法”，立志要作一番惊天动地、惊涛骇浪的志业，但入江湖不久，便知道光凭武功，还真不能遂志如愿，于是，他把“办大事”的野心日渐收敛，连“重要的事”（例如像以前一样勤加习武，以俾有日大展身手、尽展才能）也少办了，日常里，得享乐时便享乐，听歌看舞爱美女，已是办“急事”

的多，做“好事”日少了。

一个人的成就，主要是在他做了多少“重要的事”上，而不是在“急需的事情”上。

——久而久之，吴其荣已愈来愈不长进了，而且也愈来愈甘于不长进了。

花枯发则不然。

他既无意要做大事，也不管政事，但却跟温梦成一样，都是民间百姓各行各业所推举出来的领袖，他们也都喜欢“管不平事”。

他们只要稍有“抱不平”之心，就难免跟蔡京一党的人对立；事实上，只要稍有正义感的人，就一定不直蔡京、朱励、童贯、王献、李彦、梁师成等人所作所为。

由于蔡京当政当权也当令已十数年矣，虽二遭罢相，但仍大权在握。他投机钻营，盘剥人民，已到了无耻已极的地步。由于得到皇帝赵佶的极度信宠，他又好虚饰颜面，所以一旦妄作胡为，便先号称：“这是先帝之法”，“此乃三代之法”，甚至还倭说那是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的“遗意”，而且竟可以不必知会皇帝，私发手诏，谓之“御笔手诏”，妄布圣旨，用以杀尽忠臣良将，广植党朋，因而，事儿巨细，国家大事，万民生计，全落在蔡京一人一党手里。

凡是大臣有疑，他就下诏格杀灭族。凡有颁布，怕人疑他为私谋，就说“此上意也”，而且一个命令颁布下去，善则称已，过则称君，更使民意沸腾，天下之怨愤均加之赵佶身上。

可是说也奇怪，赵佶还是信之不疑，甚至蔡京几次假意辞官，赵佶还哭着哀求挽留他，并赞他：“公纵不爱功名富贵，也得为社稷着想啊！”蔡京既有皇帝的信任，便胡作妄为：

譬如他的“方田均税”法，把天下地主土地强加“浓缩”，本来多的，忽然变少，本来大的，突然变校本来三百多亩地，现已缩为三十亩；但农民的税却大为“暴涨”，本来三十文钱税赋，而今却要交近二千文。这使得天下农民俱叫苦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