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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臣卖国之余习,老儒臭腐之余谈”。但是居正是政治家,他没有公开喊出,只是说,“这是太客气了,我怎样能使国富兵强呢?”
事实上,居正还是感觉很大的困难。难在哪里?难在嘉靖、隆庆以来,积弱之势已成。世宗时代的萎靡不振,不要管了;穆宗时代,又因为内阁中的斗争,几个名臣底力量,都浪费在正负相消的局面中。居正说过;
天下之势最患于成,成则未可以骤反。治之势成,欲变而之乱难;乱之势成,欲变而之治难。(文集十一《杂著》)
国势强则动罔不吉,国势弱则动罔不害。譬人元气充实,年力少壮,间有疾病,旋治旋愈,汤剂针贬,咸得收功:元气衰弱,年力衰惫,一有病患,补东则耗西,实上则虚下,虽有扁卢,无可奈何!(同上)
幸亏隆庆末年的积弱,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境界,这是一个关键,居正决不能放过。他正豫备实现自己底主张:“是以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衅,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蔓难图矣。”(同上)
富国强兵,其实只是一件事:富国是中间的过程,强兵是终极的目标;要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建设。居正当国之初,在军事方面,广东广西的僮人,福建的人民,不断起义,情势固然相当严重,但是这些无关国防。重点只在北边,这是对于鞑靼的防御。隆庆五年,俺答封贡底事情已经确定了,接后,吉能、切尽台吉这一群西部首领底贡市又告成功。北边是安静了,但是居正始终只认为这是停战,不是和平。他永远主张“外示羁縻,内修战守”。他认为对于鞑靼的方略,是“犬摇尾乞怜,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则大杖加焉。”(书牍三《答吴环洲策黄酋》)大杖始终要握在手里。他底计划,是足食足兵。他和王崇古也说过:
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强兵而务为去兵,则唐季世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则舍屯种莫路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毋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自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故愿公留意焉。(书牍三《答王鉴川言边屯》)
这还是隆庆五年的事。居正对于北边的国防,永远没有松手。但是他对于一般人谈守边设险的计划,总还不能放心。隆庆初年,有人提议沿边种树,居正就说“种树设险,固是守边要务,但如议者所言,决无成效。”当时大家不以为然,但是尽管种了多年的树,一株也没有长成。居正只有切实地说:
天下事岂有不从实干而能有济者哉!(同卷《答凌洋山言边地种树设险》)
这也是隆庆五年的话。就在这一年,居正说过:
来岁拟遣大臣阅视,大行赏罚。如犹玩愒难振,则仆自请如先朝故事,杖钺巡边。人臣受国厚恩,坐享利禄,不思一报,非义也。(同上)
隆庆六年十月,一切烦杂的事,都有了头绪,居正实行派遣大臣巡边的计划:第一,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辽;第二,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大、山西三镇;第三,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这三位都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恰恰是居正底同年。这一次阅视的成绩,并不十分完满,在居正和百朋、王进的私交上,更发生了不小的裂痕。
汪道昆到蓟、辽去,事情很简单。临去的时候,居正给戚继光一封信:
汪司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礼,必从优厚,顷已面嘱之,然渠亦自不俟嘱也。但足下自处,又且务崇谦抑,毋自启侮。昔李愬属櫜键谒裴度于道,唐史美之。盖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马此行,于蓟甚有关系,幸留意焉。(书牍四《与戚继光》)
道昆去后,一切很顺利;事毕上疏,议额饷,议增设墩台,都是些例行公事。居正给他去信说:“敷奏明切,文辞粹美,读之再过,叹挹弥襟。”(书牍五《答汪司马南溟》)道昆本来只是一个文人,文人底才能,只有在文辞方面表见;所幸蓟辽是谭纶、戚继光经营的局面,居正没有什么不放心。
王遴和居正本不十分融洽,到陕西去后,把巡阅的事情办妥,不久便告病还乡,这个当然是有些不满了,居正去信说:
唐虞之世,九官十二牧,师师济济,各效其能,岂必人为禹稷,位皆百揆,而后惬于心哉?诚欣于时世之遇也。方今尧舜在上,属任忠贤,仆躬履贯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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