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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可

能。若是拔不掉这两大打子，他的麻烦就大了。但怎么拔这两颗钉子？实际上，

他的面前，仅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搞统一阵线，让这两个人成为自己的同盟。

这两件事，确实是太有难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无路可走。

时间过得很快，唐小舟还没把这两件事理出头绪，赵德良出访的时间到了。

近年来，公费旅游，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非议。另一方面，不仅国家

层面需要外交，省级层面，同样需要。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省级外交越来

越频繁。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借着考察学习之名，行公费旅游之

实。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分别

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

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

国的公务员制度。

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

度是存在问题的。

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

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

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

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

，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中

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

彼此争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

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

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

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

，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

、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

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

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没

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

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

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

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

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

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

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

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

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

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

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但

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街制中，警街实际成了官街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

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

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

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

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

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