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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还停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应该在微观经济上的层面上实现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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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凭什么把全世界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国？

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崛起，在美国和欧洲激起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反应，并且可能是畸形的反应。2005年1月之后，纺织品配额被提高了。我们要特别注意从那时起，被媒体轮番轰炸的西方政界在谴责中国的企图上让步了——当时中国被指责要对所有的不足、战略错误、其自身经济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负责。全世界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国，从对碳氢燃料资源掠夺性的威胁到对关税的操纵，还有非洲大象的消失……新一轮的攻势发生在临近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主要是在西方政界和媒体（不是公众舆论）内部出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华论调。记者对独家新闻的需求，金钱对媒体的诱惑（妖魔化中国能增加报纸销量），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操纵，政府官员试图转移舆论对日常问题和经济萧条的注意力，大多数记者的极端无知，大部分非政府组织的过于天真以及某些隐秘力量的共同策划，所有这些因素都对这波攻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给如今这些有关“*”的言论提供了发挥空间，由于缺少可观的信息，面对占主导地位的强烈的反华意识形态，公众无法对这些言论的合理性作出自己的判断。

某些政治人物的一家之言和有些作家的作品散发着一种历史的气息，而人们认为这段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被载入史册了。虽然那些被使用的字眼明显是为了反映21世纪初的现实情况，但在那些讽刺的词语背后（“过分增长”，“吃人肉的扩张”菲利普·科恩——吕克·理夏尔著：《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噩梦吗？》，2005年版，第141页。，“靠员工或工人平均500元的工资，的确可以生存下去，但不能享受一个勾引人欲望的新型消费社会带来的好处”菲利普·马斯奈著：《疯狂的中国》，1997年版。），人们几乎忘记了西方社会中被遗弃的那些人——没有固定住所或最低工资保障——只是傲慢地看着中国人，他们被“追逐金钱的竞赛中普遍的疯狂”所震撼，认为这种疯狂将他们引向了一个奇特的场景：“大商场变成了‘老百姓’最喜爱的散步场所。有时只是个小柜台。经常会有惊人的买卖，与老主顾的收入无关菲利普·马斯奈著：《疯狂的中国》，1997年版，第14页。。所有与西方“民众”日常生活相似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低俗信仰。

三、19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黄祸论”（1）

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那个时代把拿破仑·波拿巴那句真实的广受争议的名言（事实上是作者阿兰·佩雷菲特本人捏造的），当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标题，从而成就了他在出版业上的成功：“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会为之震撼”。如今这句话在欧洲被重新称作adnauseam拉丁语，发自内心的憎恶，译者注。旨在揭示中国带来的威胁。今后在这句话的基础上还要加上“黄祸”这个被反复谈论的词语，19世纪末以来这个词在拥有亚洲殖民地的国家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德国，第一次出现了gelbe　Gefahr　这个说法，用来指die　Bedrohung　der　weissen　durch　die　gelbe　Rasse　（黄种人给白种人带来的威胁）威斯巴登著：《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1969年版。。“黄祸”这个词在当时经常与一些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它们包含了一些用来形容昆虫的隐喻，因为其人口密度已经使那些东亚大国不堪重负。今天，这些说法很难直接被人接受，但在用所谓玩笑的口气描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她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时“中国象征新的黄祸吗？”，Alternatives　，2005年10月26日；“黄祸？”，　Plus　Loin，2005年7月3日；“奥林匹克精神vs霸权的确认　：　姗姗来迟的黄祸？　”，2004年9月14日；“中国：新的黄祸？”，　Le　Devoir，2005年10月19日。，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了它们的身影。实际上，这些都是关于中国的文化主义的观点，是由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不了解，基于意识形态的思考和最终的判断混合而成的。流行的口头禅是经久不衰的，并为有关中国的惊人发展的争论提供了原料：中国人发现自己被赋予了一些与生俱来的优点和缺点，这使他们成了“特别的”民族。他们灵巧，顺从，善于仿制别人发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