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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依靠宏篇伟论来支撑他们的信念。赵慕兰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她在1991年底来到中关村。此前她在台基厂大街的市政府大楼出入多年，是那里的一位中级官员，此后她就成为这一大胆而又艰难的改革进程的设计者和推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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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分裂之家（2）

赵慕兰属于20世纪中期婴儿潮的一代人，在本质上是个怀抱传统理想主义的改革派，这可以从她早年坚定不移地为自己选择的专业看出来。她报考大学时，把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写上〃政治经济学〃。她后来回顾那个时刻，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国家那么多年混乱不堪，我很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想知道马克思列宁到底是怎么说的。〃这注定是他们那一代人才会有的想法。她出生于一个老牌共产党人的家庭。父母都是军人，随着贺龙元帅的队伍转战南北，戎马半生，目睹无数厮杀、流血和牺牲。赵慕兰出生的那一年，正是共产党势如破竹夺取全国政权之时。此后她和父母一起分享胜利果实，也品尝这个国家的动荡不安和你死我活。1977年，停止招生12年的大学重新打开大门。赵慕兰获得机会成为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的一个学生。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本身学养，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她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体系内的中坚，然而她的内心深处却还潜伏着叛逆的影子。她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她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当市政府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时候，她立即要求成为委员会的成员。1991年底赵慕兰进入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建一个政策研究室。于是这位上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变成了中关村的建设者。像所有来这里创业的人都会极力推销自己的商业计划一样，赵慕兰也有，而她要推销的是一份《新技术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办法》。

那时候中关村拥有1300家新技术企业，较之5年以前多了8倍，可是还没有一家公司采用股份制。〃股份制改革〃的计划一经公布，立即就有35家企业向政府申请改为股份公司。政府已下定决心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奇怪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改革进展缓慢。直到1993年4月6日，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北京比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才宣告成立。

比特公司的主要发起者是一家在5年前成立的公司，依靠经营桌面印刷系统和家庭电话服务器大获其利。现在它成功地募集了总值5000万元的股本。它的自有资产占了公司51％的份额，其余部分则由另外4家公司分别购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资本规模不大，但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惹得中关村一阵激动。一大群政府官员出席它的〃成立庆典〃，发表热情洋溢的贺词，一个名叫毕德轩的记者撰写文章，把它说成是〃我国民办高科技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无论是不是〃突破性进展〃，〃比特〃对于中关村来说都是个好兆头。大家一拥而上，〃股份制〃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成长起来，至少从政府的统计公报上看是如此。199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有71家成为〃股份制企业〃。1994年又有324家加入进来。1995年599家。到了1996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817家，占当年中关村企业总数的18？1％。

这是一个稳健而又辉煌的进程。然而奇怪的是，作为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赵慕兰始终心中不满，如鲠在喉。在她看来，这些数字除了能够让政府欣慰，并不具有更多意义。多年以后她重新谈起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激烈地指责那是〃一个制度建设的停滞时期〃。因为实际情形与她兜售的改革计划并不是一回事。

赵慕兰的想法是，让公司创业者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让他们成为公司财产的所有者。让她失望的是，直到1999年联想的产权改革完成之前，中关村没有哪一家企业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当时的设计方案是把公司资产的30％归属创业团队……我们不敢说创业者，我们只说创业团队。〃她恨恨地说，〃我干了10年都没有干成。〃

不用说，赵慕兰成了公司创业者的代言人。她利用一切机会在政府中游说，说她提出的〃30％〃与中关村企业家私下的要求非常接近。然而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这种要求是否合理，而是在于她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红帽子〃问题的本质是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形不能吻合。从法律的立场上看，中关村的企业既然戴着〃红帽子〃，那么就不能否认其财产为公家所有。然而从实际进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