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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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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6）

显然，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已经超出了官方的预期。在温州，非官方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开始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如果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主张自己利益的渠道。那么，在国际化浪潮中跃起的一个个NGO，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浙江的民主。

发生在浙江的全球化的故事说明：为促进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而设计的规则，可以用民主价值来论证它的正当性，贸易，开放的贸易，确实有助于我们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行进。

自发扩展的秩序

研究浙江的民主，我会不止一次地翻阅哈耶克的著作。这位伟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倡导的“扩展的秩序”，一次次地敲击我心灵的窗户，为我看到的浙江的民主的细节，做出理论上的说明。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的经济学家们曾围绕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争执不休，有的说是技术革命，有的主张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的人强调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他们说的都对，但都没有击中要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兴起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2］。那么经济组织怎样才会有效率？他们谈到政府须保护所有权的制度创新，“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13］

返观浙江2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能找到多少技术进步的例子，解释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何以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能以人力资本的投资，诠释他们创造出ＧＤＰ124亿的秘密么？同样，我们也不能仅仅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说明浙江在ＧＤＰ年增长速度、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外贸出口总额、财政总收入四项指标上，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奇迹［14］。

诺斯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完全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他们曾为产权坐过牢，为私有产权戴过红帽子，在政治风波乍起的时候，主动向地方政府申请“充公”，近些年来他们为私有产权得到宪法的保护，屡屡上书，利用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在2004年如愿以偿。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么？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他们是被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自1960年代始，温州的改革派官员的命运充满悲怆。他们时常是“被拎出来‘示众’一番的被告”，他们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并在外来取经者跋山涉水而来时，不厌其烦地向来者大谈温州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经验。两位追踪温州多年的前新华社记者说，如果我们据此“说温州的官员一开始就明白执政体系应当如何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发挥有效的作用”［15］，显然是夸张了。最接近本质的解释是：情势的变迁，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压力，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以利益调整的方式进行协调。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冒险支持过第一个股份制的银行，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种种，都符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