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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师柏拉迪的欧式造型。也算这个霍本不愧为世界级的大师，二者结合得夭衣无缝，混然天成，外表使用产自弗吉尼亚州的一种白色坚硬的石灰石作材料建成，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但当初这憧建筑并不叫白宫，白宫这个名称是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命名的，以后人们就这样称呼这堆石头堆彻物了。

在马德弼前约600米左右的白宫，在初升的朝阳照射下象是一支振翅欲飞的鹰，带有半球形的主楼是它的脑袋和身躯，东，西两座低于主楼的翼楼是这支鹰展开的双翅，半球形屋顶上的旗杆则是老鹰前伸的嘴喙。也可以将它看成是一架刚离地起飞的喷气式飞机。那尖尖的旗杆就是机头上的探空管。

不过马德弼觉得，如果没有东，西翼楼的话，白宫的主楼就显得有点小气而且有点中国人所说的“穿西装戴瓜儿皮”一样不伦不类的了，虽然它出自名师之手，且建筑材料特别，但它并不比华盛顿市中那些有钱阔佬们的住宅更引入注目，马德弼甚至觉得白宫主楼并不比落座在华盛顿广场边的科斯派尔家的住宅更好。但有了翼楼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找不出任何一憧建筑能将美国风格，英国风格和欧洲建筑风格如此完美的揉和在一起，扑素，典雅，高贵而不失雄壮。白宫的西翼是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主持于1902年建成。东翼楼是由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主持，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年即1941年建成。

阳光下，这座白色建筑更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雕望！

（未完待续）

第六百八十七章　受降

如果留意一下1945年8月的“中国备战区受降单位分配表”，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两个现象：一个是，在这张分配表中没有**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受降份额；另一个是，**的受降单位除了“战区”以外还有“方面军”，似乎是来自于两个系统。

抗战时的“战区”制度是在1937年的南岳会议上确定的，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备战区的划分有所调整（从最初的五个战区，到最多时的十二个战区加两个游击区），但指挥模式却基本没有发生过变化，始终是由“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通过军政部下达各项指令。

到了1944年的下半年，军委会又在军政部的管辖之外另设了一个“陆军总司令部”，由何应钦出任总司令，意图是为“实施战略反攻”做准备。如此一来，管理战区事务的军政部就被人们称为“防守指挥部”，而新出炉的这个“陆军总司令部”则被叫做“反攻指挥部”一一把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分成互不隶属的两个摊子，这样的主意恐怕也只有蒋委员长才能想得出来。

总的来看，军政部领导着各大战区，兵力多、地盘大。而陆军总司令的人马虽然少一些，但显得更加精锐，武器装备也比较好。

“陆总”下辖四个方面军，一方面军卢汉、二方面军张发奎、三方面军汤恩伯、四方面军王耀武，另外还有高飞领衔的“昆明防守司令部”（基本部队为“远征军”）一一在当时，绝大多数“美械师”都集中在“陆总”的麾下，番号为“陆军突击总队”的国民党伞兵当然也属于“反攻指挥部”的一份子。

抗战胜利后，军政部方面，除第八战区以外的其他战区都参与了对日受降；而“陆总”

方面，四个方面军也部分配到了受降区域，两大系统的地位基本相等。因此，在这时候由谁代表中**队接受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投降就威了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

军政部长陈诚当然希望能够获得“受降总代表”的荣誉，但蒋委员长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美差交给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据说这其中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陈诚的性情刚硬，为人比较刻薄，而何应钦做事谨慎，是个好好先生，由何总司令出任受降代表，更能体现蒋总裁“以德报怨”的慈悲胸怀。

其次，何应钦是“士官学校”出身，所谓“一黄埔，二陆大，三士官“，陈诚占了其中的两条，而何应钦却是三样俱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何应钦属于既有日本军校背景，又与黄埔系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不仅日语流利，并且熟悉日军的编制和管理习惯，比较有利于开展交流工作。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1935年，蒋介石曾经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谈判，最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在当时，老何不仅在梅津美治郎面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而且还被全国舆论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里外不是人。但老何够义气，打落牙齿和血吞，所有的骂名都自己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