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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略基本上只是重弹南京攻陷后的老调，可情况对日军却更恶劣，占领区大了至少一倍，日军既缺乏实力全面控制占领区，又缺乏足够的预备队。”

高飞冷笑连连：“如果说在民国26年底日军采用这种策略是明智的话，一年后再重启此一想法就是愚蠢之至。”

“哦，此话何讲？”薛岳饶有兴趣地问道。

高飞点上了根烟：“日军以大量新编成的独立旅团与B级后备师团开入中国，同原本投入战场的常备师团及A级后备师团进行换防。

换防出来的部队，或开回国内解除动员，或转调关东军对抗俄国的威胁。日军在华北共布署达二十四个师团、二十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两个骑兵旅团，地面部队总数将近八十万人。这兵力数字非常庞大，驻军开销也令日本政府大感压力，可是占领区太过广大，以致日军虽将驻军化整为零，驻防于大量的班、排级据点，以求控制占领区。甚至于一个师团只能保持一个大队的机动兵力，可对占领区的控制成效仍就不怎么样。”

“不错，这和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完全一致的。”薛岳点了点头：“日本除了力求控制占领区以外，还希望以局部攻势消耗我方实力，由于中央嫡系精锐多布属于西南充当预备队，或是布置于武汉四周俟机反攻武汉。因此，日军决定将局部攻势的重心放在对我第五、第九战区的防区，以逐次打击中央嫡系单位为第一要务。当备军都在忙着调防，且多以旅团取代师团的情况下，占领武汉的第十一军仍控制了七个师团又三个旅团的庞大兵力，负起连续进行局部攻势的任务。”

在那停顿了下，说道：“在民国28年年一年中，日本第十一军先攻夺南昌，再先后对湖北第五战区及湖南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攻势。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

可除攻占南昌外，对我军的打击都不严重。更恶劣的情况是日本本土的经济问题，民国26年初，日本才刚通过了一海、陆军整建计画，总额达二十四亿日元，可才开始执行。中日战争爆发，战费消耗庞大，同时扩军仍得进行，因此，日本央行的黄金准备急速消耗，至民国27年年底，日本央行手上的黄金库存已消耗三分之二以上，即使如此，当年度为了进行武汉会战，日本陆军仍必须延缓整建计划的执行，才能挪出足够的预算应付战费。”

“打仗打的就是钱啊，这点连日本人也都无法必要。”高飞淡淡的插了一句，接着说道：

“在武汉会战后，日本陆军的整建计画又做了修改，从最初的战时四十个师团到民国27年年初的五十五个师团，再到民国28年年底，则是目标在一九四二年之前完成战时六十五个师团与陆军航空队一百六十四个中队的整备工作。为了生产并储备足够的装备、弹药、整建计画所需的经费自是节节高升，仅今年这一年年的扩军预算便需十八亿日元，日本的财政已经到了临界点，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人的日子比我们更加难过。”

薛岳看了高飞一会：“高老弟的情报工作同样掌握得非常出色啊。”

“三军未动，情报先行。”高飞从容地道：“事实上，日本也积极的想自中国脱身，可其和谈条件超出我国民政府的底线甚远，想在此一方面达成突破的机率并不高：另一方面，日本虽在华北与华中试图扶植附庸政府，’以华制华’，以帮助日军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影响力，但由于效果都不怎么样，即使扶植建立了汪精卫政权，以汪精卫之地位威望仍1日无法使国民正炙府土崩瓦解，所以这一招也没啥用处。”

薛岳“哈哈”一笑：“高老弟分析的非常透彻，因此对于日本来说，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可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日本第十一军今年整年的战果仅是差强人意，且整体上日军兵力不敷分配，就算是第十一军备师团也负有占领任务，要发动攻势就得大幅抽调守备兵力，在无兵接防的前提下，攻势自是不可能持续，换言之，要以大攻势削弱我军，日本人就得大幅增兵，否则能打的就是局部、且不深入的攻势而已。

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也体认到这一点，他认定了外交或小攻势是不可能有用的，必须大幅增兵采取大攻势，可现在日本陆军正忙着生钱去扩军，根本无法增兵前线。事实上，自武汉会战后日军的‘守备化’，就是为了省钱以支撑建军计画，在华日军地面部队自武汉会战后的高峰约八十五万人，至此时已减少约五万人之多。常备师团或A级后备师团满编约两万两千人，新调入的守备师团仅约一万五千人，而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则仅约六千人。岗村宁次的想法虽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