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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车，到了杭州。在杭州，去了浙江大学，也顺便逛了一趟西湖。

再下一站是广州。有了二次经验，进站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但上车则是一个大问题？去广州的过路车，进站就已大大超员了，不要说是上车难，就是下车也很困难！真是进不得出不得，车厢里挤得严严实实的。就在我们要打退堂鼓，准备放弃登车时，一个带着十来个小学生的教师，看车上情况不妙，怕途中出意外，诸如学生生病等事，惹出多余的麻烦来，提前带着学生下车了。这给了我们一个好机会，我们一行四人，也就乘机上了车。上车一看，行李架上、座位下面都卧着人，站都站不安稳，脚底站不平，有点歪在那里，真不是滋味！更糟糕的是，有人卧轨，开不了车！在杭州站折腾了近6个小时，才终于开了车。一路上，站站如此，原本一天半行程的火车，三天多才挨到了广州。

在广州，参观了农###动讲习所、叶剑英广州起义的旧址、中山大学、黄花岗烈士墓等。以后，如期返回了南京，返校，继续无课闹革命。

2005年9月21日（星期三）

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优于学校学来的

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优于学校学来的

一句英国谚语说得好：Wit　bought　is　better　than　wit　taught。意思是说自己辛勤积攒的知识，要比从老师学来的知识更珍贵。也就是说，不是从学校得来的知识，往往更可宝贵！或者，更进一步说，自己实践中得来的知识，最可宝贵：实践出真知！其实，“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知识本应无优劣之分，只不过获取的方式不同，难易程度就有所不同，因而，对艰辛获取的知识格外地珍视，是想当然的事。学校授课，循序渐进，若是得名师辅导，寓教于乐，则更是如鱼得水，轻松地可获取知识；相反，自学，首先就缺少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同学共勉的集体学习环境。原本就有些枯燥的书本，一个人研读起来，就会觉得更加枯燥；心情不佳时，则是味同嚼蜡，很难自持。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未能进入我景仰的大学的校门，接受系统的教育。但兴趣广泛、酷爱知识的我，在知识的汪洋大海里，依旧贪婪地、随其所好地自我学习着。尽管知识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却也是扎实可靠的。颇类五柳先生之“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学习缺乏系统性，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想到那里，学到那里，任凭自己兴趣的驱使；当然，也不能不兼顾每月三斗米的出处，虽不至于为三斗米折腰，却要为此付出许多宝贵的时间。另外，由于兴趣太广泛，涉猎的学科太多，术业无专精，以至于在科学和工程上毫无成绩。

60年代，国家向科学进军，身为中学生的我，也曾暗暗矢志要专研尖端科学，为国效力，但被扣上“白专”的帽子，也就失去了升造的机会。坚持自学数理数年，未能持之以恒；终为生计之故，走上了中学英语教师的道路。自63年起，从教8年多，边教边学，也还胜任愉快。称职地工作了8年多，却只有一个“顶编代缺”的名分，福利待遇与教师相同，但工资低得教人难以启齿。文革后，转工厂工作，虽然学校一再挽留，但去意已定，学校也不再强留。小小的区办工厂，生产各种规格的可控硅整流器：可控硅充电器、全国小化肥厂使用的200千伏安可控硅整流器、可控硅整流电镀设备等。工厂还曾想研发可控硅高频淬火设备：这可是80年代的高新技术，涉及可控硅变频技术，并派我们一行三人去浙江大学参观学习；虽然有些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却给了我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借此，我很好地学习了一下数字电路，并与汤崇源先生一起，花了一个月时间翻译了一本约20万字的“半导体脉冲电路”（Semiconductor　Pulse　Circuits）。得到好评，却未能出版。由于生计的关系，还经常代科协翻译一些资料，挣点稿费。以后受南京市科技情报所的委托，汤崇源和我与紫金山天文台的专家王思潮、陈道汉先生一起，翻译了二部天文科技短片：“行星探测”和“火星”。这样，就与天文接上了缘。79年，受科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翻译了一本德国版的“天文学手册”，全书50万字，并于85年出版。80年，我进了外贸，又开始了另外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

一个人的教育应是终身的，也即学习是终身的，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在离开学校校园后，工作之余，还得不断学习；工作中的难题、困难，或求“师”、或从书中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