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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记载的甲骨卜辞，亦可视为中国散文的雏形。《尚书》中殷商时期的《盘庚》篇①，西周初的《牧誓》、《大诰》、《无逸》等篇，虽是统治者言论的记录，但并不完全是直录口语，而是经过史官的文字处理，可以看作最早的“文章”。从口语到长篇的书面记载，必然促进了文字的表达能力。以后的《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在语言表现方面越来越成熟。特别是作为叙事的作品，它们所包含的安排情节、描绘人物、渲染气氛，乃至某种程度上的虚构（尤以《战国策》为甚）等多种因素，都具有显著的文学性。这种情况到《史记》臻于顶点，构成中国古代文史结合的传统，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又为戏剧提供了许多精彩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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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盘庚》可能经过周人的处理，但大体上仍保存了原貌。以及通过语言的美化和感情的抒发直接打动读者，这本身就属于文学性的现象。

从春秋中叶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呈现繁荣的诸子散文，属于讨论政治、哲学、伦理等问题的思想性著作。因为它是在论辩争鸣的风气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逻辑愈严密，使用的修辞手段也愈丰富。如果说历史著作主要发展了文字的叙事能力，那么诸子散文则显著提高了人们运用文字表述自身思想感情的能力，这对后代包括文学散文在内的各种文章，当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先秦诸子在论说事理的过程中，还经常引用寓言故事帮助说理，不但散文，诗歌在战国后期也得到重大发展。《诗经》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叶为止。此后北方不会没有歌谣产生，但长期未见收集和整理。相隔三百多年的战国末期，在南方的土地上产生了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把先秦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间隔在《诗经》与《楚辞》之间的三百多年，正是先秦文化非常活跃的时期。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字著作，都经历了从简约到繁富的变化。尤其是战国时期，在辞采方面的铺陈、夸张，已经成为普遍的追求。试以《左传》、《战国策》与《尚书》、《春秋》相比，以《庄子》、《孟子》与《论语》、《墨子》相比，我们会得到十分强烈的印象。这样一个总的时代气氛，对《楚辞》的产生必然有重要影响。

同时，《诗经》与《楚辞》之间还存在地域文化的重大差异。尽管从春秋中叶开始，楚国与北方的文化交流已经日益频繁，在《楚辞》、尤其在《离骚》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产于中原的“圣贤”谱系，但楚文化仍旧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点。丰饶的天然物产使南方人民的谋生活动较少艰难，曲奥多变的地貌和丰富多采的植被容易培养人民浪漫的情思，始终未曾消退的、相信人与鬼神共处的巫文化，更导致种种奇幻的想象。

因而《楚辞》与《诗经》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楚辞》的篇幅通常都比《诗经》来得长；《楚辞》的文辞华美多采，不同于《诗经》文辞的简朴自然；《楚辞》的句式（也就是语言节奏），除了《诗经》普遍使用的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富于变化；《楚辞》多奇思异想和神话色彩，不同于《诗经》大体局限于现实中人、事的范围。总之，《楚辞》表现了更丰富的情绪和美感。

秦、汉统一以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诗经》与《楚辞》，始终作为历史上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典范而存在。当人们需要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与道德性，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时，往往标举“风雅”，同时也常常有人把《国风》——尤其是其中的爱情诗——作为抒发朴素的真情的榜样来推崇；而期望以美丽的语言抒发奔放自由的情感的诗人，多效仿《楚辞》。有时加上一部《庄子》，“庄骚”并称，更具有思想自由翱翔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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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先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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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诗经》

第一节　《诗经》概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啵�纭贰ⅰ段婪纭贰ⅰ锻醴纭贰ⅰ吨７纭贰ⅰ镀敕纭贰ⅰ段悍纭贰ⅰ短品纭贰ⅰ肚胤纭贰ⅰ冻路纭贰ⅰ惰矸纭贰ⅰ恫芊纭贰ⅰ夺俜纭罚�彩�濉豆�纭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