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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之松，纵然高大挺拔，可是生于卑下之所，竟被山顶的小苗所遮盖。社会也是如此，寒士无所凭依，纵然“英俊”，也只能沉沦下僚。以才德取人而不以势位取人，这至少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原则之一，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对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抗议。

不过，《咏史诗》之所以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根本因素并不在于它的政治批判性质，而在于作者始终自居于很高的精神地位来展开他的政治批判。有这种自傲的精神，才足以与社会的压迫相抗，从而使诗中的感情表现得激荡有力。这在第五首尤为明显：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这诗的意思，其实不过说自己要离开京都，归隐不仕。但没有嗟叹感伤，而是傲视权贵，俯笑王侯，所以意境自然高远。开头两句景象就很阔大，下面“飞宇若云浮”、“蔼蔼皆王侯”，完全是俯视的写法，结末又以千仞高岗、万里长流衬托和象征自己的情怀，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

《咏史诗》的语言简劲，不重辞采，更无累赘的铺写，虽亦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这都是和诗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因为繁缛和过于雕琢的语言，必然造成表达上的阻隔，难以呈露强烈的情绪。前人评左思的诗，喜欢说他“祖述汉、魏”，恐怕这并不是左思的本意。

左思的《娇女诗》也很值得注意。这诗描摹他的两个女儿的娇憨天真之态，写得细致而生动，孩子的好吃贪玩爱打扮，一一呈现于诗人饱含喜爱的笔下，饶有情趣。专写儿童的诗过去未曾有过，《娇女诗》的出现，足以说明魏晋诗歌脱离教化观念而深入日常生活的现象。除了诗，左思还作过一篇《三都赋》，属于传统的京都赋一类，有“洛阳纸贵”之誉。

但在魏晋辞赋已经完全转向抒情短篇的情况下，它终究无力重振传统大赋的声威。

西晋覆灭、东晋初建之际的重要作家，有刘琨和郭璞。他们的主要创作也是诗歌，但内容风格却很不同。刘琨的诗仅存《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三首，表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热情与悲痛；郭璞的诗，则以《游仙》为题，歌颂高蹈遗世的精神。这反映了当日的士人在动乱危难的环境中不同的人生态度。

刘琨（２７１—３１８）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庄，喜清谈，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后来天下大变，他经历国破家亡，意识到个人对于社会、政权的责任感，于是指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这是时代造成的思想改变。怀帝、愍帝时，他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屡败而无悔。最终被同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碑杀害。刘琨仅凭一腔热血出生入死，面对中原瓦解之势，自知只手擎天，绝无此理。家国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诗》写道：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薇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匆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作于刘琨出任并州刺史时。行程中路途艰险，四处是敌，刘琨以少击众，冒险而进，备尝艰辛。他对前途并无把握，对于朝廷的态度，也没有多少信心，只是置生死于度外而已。因此，诗中充满了忠愤忧患之情。在写作上，结构、修辞均无讲究，只是随笔倾吐。但沉痛悲凉之气，足以感人。《答卢谌）、《重赠卢谌》的风格大体相同。对刘琨的诗，《诗品》评为“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是“壮而多风”，都是指诗中激荡而深沉的感情而言。这种激情恰是西晋一般诗人所缺少的。

郭璞（２７６—３２４）字景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