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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封闭式的、消极被动的娱乐，比起我们的国际上的同龄人，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差异：

第一，玩的精神。有一次和美国朋友聊天，我谈到北大的学生往往在玩的时候有一种“罪恶感”，一边玩一边怪自己“堕落”，因为大部分中国学生都经历过漫长痛苦的应试教育阶段，在他们的心中，玩总是有一种负面的色彩在里面，必须节制。美国的朋友大声惊呼，这正好和美国学生对玩的态度相反，美国学生觉得不能够出去玩、不得不天天学习是一种很不“酷”的事情，他们经常抱怨的是“Ican’tbelieveIhaven’tgoneoutfortwoweeks！”（我简直无法相信居然有两周没出去玩了！）。而且，对于那种埋头读书的人，在大学中被称为“nerd”（猥琐的书呆子），每个人都尽量避免被别人看成nerd。因此，playhard是一个成功的大学生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之一。后来在我去美国Tufts大学和在摩根实习时，都有机会和美国孩子一起同住同玩，即便是在最繁忙的工作和期末考试阶段，大家仍然有一种“workhard；playhard”的精神。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往往工作到半夜两点下班，然后大家去兰桂坊狂欢到三四点，第二天继续九点半回来精神抖擞地上班，公司的美国高层就非常欣赏这种“硬朗”的作风。中国的学生，如果没有在大学里养成良好的“玩”的习惯，看起来还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第二，玩的文化。在中国的大学文化中，玩的功能就是娱乐消遣；在美国的大学生文化中，玩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社交。这也许不仅仅是文化差异，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大学生交际的圈子比较狭窄、固定，而美国的大学生交际的圈子一直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这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的常态文化，既决定了“玩”的功能不一样，也反过来决定了玩的内容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和新的人一起体验新的好玩的感觉。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一想到我们98级法学院毕业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说过话或者彼此不认识，我就不由得苦笑。

其实，扩大自己人际交往的范围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要有积极参与的心态，每个人都要有乐于互相介绍朋友认识的热情。在大学里有的人甚至连班级组织的春游活动都没兴趣参加，这种在人际关系上的懒惰和消极实在不好。另外，除了和你班级里、同宿舍、老乡、高中同学之外的朋友一起玩，想一想为什么你在和你的朋友玩的时候不带上他们不认识的新朋友去呢？或者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去参加和你并不那么熟悉的朋友的活动呢？也许一开始感觉有些不自在，但是当你能够很快习惯并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际交往能力已经得到了提高，而也许正是由于你交际圈子的扩大，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故事出现在你本来平凡的生活里。

（五）辩论的话题

辩论，是我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话题。

从我的初中开始，“大专辩论赛”就突然成为了中国电视收视率极高的一个节目。电视媒体惊喜地发现，大学生辩论赛拥有吸引观众的所有要素：衣冠楚楚的辩手和富丽堂皇的辩论会场构成了优美的形式，引经据典的辩词和唇枪舌剑的辩论构成了令人愉悦与刺激的内容，优雅的主持人和幽默的嘉宾带来了明星效应的光环，另外，任何观众能够对每个台上的辩手品头论足并且做出自己认为谁该胜利的判断，甚至还可以意犹未尽地和家人同事对辩题继续讨论——这一切正符合电视节目参与性、互动性的国际潮流。最后，家长们一般还会结合节目对孩子们做出种种鼓励或者教育，节目的寓教于乐性又成为了一个亮点。而大学生辩论赛的辩手借助媒体的强势，也迅速成为了许多学生心目中的偶像，辩手身上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口才、机智、渊博、好学等等优点，成为了许多不能上电视而内心深处渴望被关注的学生模仿的对象。辩论之风一时间也风靡校园。

到了北大之后我进一步发现：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得好。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而我参加辩论赛之初，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游戏总要有输赢，目的是满足人类争强好胜之天性。不管辩论双方如何斗智斗力，或者口若悬河，有战国说客纵论天下之势，或者言辞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