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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里，每当事业上有了起色，他总要犒劳自己，去一个高档的餐厅或是宾馆里吃饭或者喝咖啡。他这么做的原因不是为了享受美食，而是为了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在饭馆里消费的上流人群——去学习、体会成功人士的举止和行动，从而在心理上给自己正面的暗示和激励。

这个故事实际上点出了大学教育中最缺少的一部分：局限在围墙之内、书本之上，却很可能不了解外面社会的价值标准。于是我和几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就商量，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明德”学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团呢？也许在一个社团的形式下，我们能够在自我塑造、弥补大学教育不足的方面采取更主动的行动。慷慨的陈国钜先生和“北大之友”的董事们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很快就获得了一大笔活动经费——10万元！并且陈先生表示，只要活动有意义，经费上的事情，不需要担心。

一下子“明德”就成为了北大经费最充裕的社团。可是，请等等，我们还不是一个社团呢，于是我们赶紧准备申请注册，然而没有想到，这个社团一直也批准不下来。直至今日，为什么“明德”一直没有取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肯定的权威答案。但是通过与“内幕人士”的交流后，我推测，原因还是在于“高考状元”这个敏感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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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合法的身份，但我们仍然可以经常参与到正式的社交场合中，从西餐的礼仪开始学起；我们自己设计或是请来人力资源专家，在聚会中通过各种游戏来锻炼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创新意识；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内部的交流活动，在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明德”学生中分享经验、互相帮助、培养友谊；而每年的假期，我们也可以组织社会实践考察，去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或者偏远落后的山区，去拜会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或者给农村小学里的孩子教课，去报社、去政府机关、去百姓人家……总之让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实况有了更加全面与广泛的了解。

“明德”给我带来了许多许多宝贵的回忆和收获，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里面结识的好朋友。和很多人讲的一样，我相信上大学就是要做三件事情：读天下文章，看天下风景，交天下朋友。而“明德”不是一个社团，她更像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出谋划策、一起经过阳光、一起走过风雨。在大学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养和维持，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甚至几个圈子后，你的大学生活，从此会与众不同。

（四）问题少年和跨文化合作

大二的夏天，我有幸前往香港大学，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60名学生一起，参加“李韶经济社会考察计划”。李韶先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社会活动家，他创立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内地大学生和美国学生对香港的了解，所以我们每天上午都会在港大听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讲座，了解香港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下午则被分成了不同的研究小组，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调查和讨论，最终完成一篇考察报告。

在40天的活动里，我们听了30多场讲座。从“特首”董建华先生，到当时的成功商人现在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从著名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到香港艺人梅艳芳，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渣打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每次讲座之后都会有学生提问的时间，而我每次都会举手，因此得了一个称号：问题少年。

为什么要问问题？因为我觉得问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且不说你的提问对象是如何的声名显赫、精明睿智，也不论你的问题能够被所有在场的听众听到，问题的愚蠢与聪明立刻能从你身边的听众的表情中得到反映，最难的还是，你要努力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这必须建立在你对演讲者以及演讲话题的背景、演讲本身的逻辑有敏锐的理解和判断，然后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精辟的语言，提出问题。

这个过程非常锻炼人的思维、急智和口才，而我就把问问题当作了一种训练，所以才几乎偏执地在每次演讲后都举手提问。也正是这种训练，使我日后在面对不论什么样背景和级别的人，都可以从容地提出问题。

“李韶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我和来自哈佛大学的Owen和来自香港大学的Trevor在同一个小组里，我们的报告主题是“法律”。来自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要在一起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

其实这也许是你将来工作中经常能遇到的情景。在这个全球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