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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3页

赵王武臣与张耳、陈馀一心想扩大地盘，于是他们向北进发，和打着“燕军”旗号的造反派争地盘。非常八卦的是，赵王武臣外出闲逛，竟然被燕军所擒，做了俘虏。

燕军想拿他胁迫赵军割让土地，因此来索要人质的赵国使者均被拒绝，双方僵持起来。这时，赵军有个“厮养卒”（伙夫之类）跑到燕将那里分析了赵王的内部局势：“你们抓到的赵王武臣其实并不值钱，赵军内部真正的牛人是张耳、陈馀，这俩人其实正想在赵国称王，只是时机尚未成熟罢了。如今赵王自己傻兮兮撞过来做了俘虏，张耳和陈馀一定偷着乐呢，他们想借你们的手杀了赵王，然后自立为王。”燕将一听，留个窝囊的赵王并未有利于燕军，于是便释放了赵王武臣。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样的事，一方运气特别好，一不小心就把敌方的领袖抓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置俘虏来的敌酋，是一个考验政治智慧的事情。

明朝土木堡事变，蒙古瓦剌意外地俘虏了明英宗朱祁镇，瓦剌的首领也先高兴惨了，俘获皇帝，自然奇货可居，可以换取不少好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震撼，但为了防止也先勒索起来贪得无厌，于是立郕王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宗。蒙古首领也先后来看到油水不大，于是反向思维，干脆释放了英宗。英宗回到北京，北京于是有了两位皇帝，最后酿成了“夺门之变”。当时蒙古势力尚不足以和大明分庭抗礼，要不，单凭释放英宗造成的大明内乱，蒙古瓦剌族就一定会有机可乘。

我们熟知的西安事变，也是如此。延安当时对蒋介石并没有处置权，蒋毕竟是在张、杨的手里，而张、杨给自己的定义是“兵谏”，谏者，以下劝上，他们是承认蒋的地位的。但是，也不排除延安制止老蒋返回的可能性，南京当时也确有希望老蒋回不来的势力，最后延安还是利用这一事件，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再往上还有金国俘虏徽、钦二帝，都是可以一齐拿来做研究的。金人掳走宋朝徽、钦二帝，让这爷儿俩老死北方，倘若金国当初在合适的时机将他们放回杭州，会不会就此让南宋王朝陷入内战呢？

在赵王武臣被俘而后又重返赵国的事件里，起到改变事件（说他改变历史进程有点儿夸大）进程作用的，是一个“厮养卒”。锐圆说“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这就是一个佐证。《资治通鉴》卷第八秦纪三（凡二年）◎《资治通鉴》卷第八秦纪三（凡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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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李斯被踹入茅坑的前因后果（1）

二世数诮让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书对曰：“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故明主能行督责之术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二世说，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

——秦二世皇帝二年（公元前20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67页

二世是个聪明人，会用话碴子噎人。大泽乡刚揭竿而起之时，秦帝国中央肯定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待各地风起云涌，二世扮起了鸵鸟，下面也吃不透局势到底会怎么发展，所以报喜不报忧，大事尽量化小，小事干脆化无，及到星火燎原，大批官员被杀，大量城池失守，农民军扣关西向直逼咸阳的时候，二世知道不能继续扮演鸵鸟了，于是，调整政策，实行“问责制”。

危机之初，不能见微知著；危机显现，不仅不能积极应对，反而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策略；及到危机爆发，则掉过头来责备属下。一个领袖在处理危机过程中最不应该犯的错误，秦二世一个都不少地实践了一把，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不是那块料，是典型的衰神二代。

衰神二代中有浑蛋，也有玻璃蛋。二世是玻璃蛋，小聪明小机灵抖得不错，他摊开双手，一脸无辜地问李斯：“你老人家位居三公，是中央电视台千古名相的年度候选人物，怎么搞成这个局面？”

李斯本来是个聪明